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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和孙立军沿着体育馆东侧的通道，朝后台的方向走去。
推开那扇通往后台区域的铁门时，一股混合着木头、油漆、电线胶皮和淡淡汗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后台的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前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
走廊两侧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设备箱，箱子上贴着各种标签——“灯光组·主控”、“音响组·返听”、“地毯组·备用”——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技术人员正蹲在地上，拆开一只箱子的封条，从里面取出几根缠绕着的线缆，一边拆一边核对手里那份皱巴巴的清单。
“老周！主扩音箱那边的相位调好了没有？”一个戴着鸭舌帽、手里攥着对讲机的年轻人从走廊那头快步走来，冲蹲在地上的一个老师傅喊道。
“调好了调好了！”老师傅头也没抬，手上动作没停，“你放心吧，我早上六点就来了，整个声场走了三遍，保准没问题！”
戴鸭舌帽的年轻人点了点头，又朝着更深处喊了一嗓子：“灯光组！主舞台的追光再对一遍点位！别等张蔷同志上台了才发现光打歪了！”
远处传来一声闷闷的回应：“知道了！”
张家栋和孙立军穿过这条堆满设备的走廊，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不同的忙碌场景。
一个留着络腮胡的音响师正蹲在调音台前，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手里拧着一颗旋钮，侧着头仔细听着音箱里传出的细微声响，眉头紧锁，像在调整一件极其精密的仪器；
两个年轻姑娘蹲在走廊拐角，正在往一双白色的高跟鞋鞋底贴防滑胶带——那是张蔷今晚要穿的其中一双鞋，鞋跟不高，但舞台地板打磨得很光滑，为了安全起见，每一双鞋都得仔细处理过；
再往前走几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正站在一面大镜子前，手里举着一份手写的节目单，嘴里念念有词地对着镜子比划着什么——那是被黄导特意请来的一位资深舞台监督，负责今晚整场演出的节目流程调度。他面前那张桌子上摊着一张大大的舞台平面图，上面用彩色铅笔标注着每首歌的灯光变化、走位路线和换装时间节点，密密麻麻的红蓝线条交织在一起，像一张精密的作战地图。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伴舞这个概念。
没有成排的舞蹈演员在舞台两侧候场，没有复杂的机械升降台，没有大屏幕上的实时影像，更没有什么烟火特效和激光灯阵。整场演唱会，靠的就是一个人——张蔷，站在舞台中央，拿着话筒，对着两万名观众，一首接一首地唱。
后台的工作人员，主要就是负责音响调度的技术人员、负责灯光切换的灯光师、负责舞台道具摆放的几个场工，以及几位帮忙看管服装和化妆的后勤人员。
没有庞大的团队，没有复杂的流程。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舞台中央那个即将在今晚面对两万人的姑娘展开。
张家栋边走边看，目光在那些忙碌的身影上缓缓扫过——那些工人和技术人员，有的在调试设备，有的在搬运道具，有的蹲在角落里吃着从食堂打来的冷馒头就着开水，一边吃一边翻看手里的流程表。
他脚步微微慢了下来，目光落在两个正在角落里对流程的年轻工作人员身上——其中一个手里攥着一沓手写的节目单，正跟另一个核对今晚每首歌之间的换装时长。
“第一首《东京之夜》唱完，换第二首《伤心的电影》——中间间隔两分半钟，够不够？”
“两分半够用了。张蔷同志那件白色风衣的拉链是侧开的，脱起来快，红外套套上去就行。头型不用动，补一下口红就成。”
“那第三首《秋叶》换那件亮片短外套呢？那件扣子多，要三分钟……”
“三分钟够了，我在后台走过好几遍了，从舞台右侧下来，进换衣间，坐下换鞋，站起来套外套，拢一下头发，再从左侧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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