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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设计师修改一版图纸就要500美元！“
他抓起图纸数了数背面的修改记录，“上帝，只是这一版的图纸，这上面至少有20次修改！“
比尔显然是个懂行的，一眼就看出来这些图纸经过反复修改的痕迹。
张家栋更是不紧不慢地给比尔的茶杯续上水：“在我们这儿，这叫"精益求精"。“他指了指窗外隐约可见的厂房，“于大姐她们改一版，就试做一件实样。发现问题就接着改，直到挑不出毛病为止。“
“张厂长，你们知道吗？在美国，我们改一版设计要开三次会，填五份申请表，等两周才能拿到新样品...“他的声音越来越激动，“而你们居然就在车间里边做边改？“
孙立军忍不住插话：“在我们厂里，修改产品设计的权利是属于于大姐他们这些技术骨干的。“
边说着，他边指了指图纸上的一处修改，“比如这个袖口松紧带的位置，就是工人们试穿后提出的建议。“
比尔听到张家栋的话，整个人呆坐在沙发上，手中的茶杯都忘了放下。他反复翻看着那些布满修改痕迹的图纸，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在我们美国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放下茶杯，双手比划着解释道：“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设计师在写字楼里画图，工人在车间里缝制，中间隔着三道质检。“
他的手指在空中划出几道无形的墙，“设计师永远听不到缝纫工的意见，因为那"不符合流程"。“
张家栋轻轻抚平图纸上的折痕：“我们不一样。于大姐既是设计师，又是裁剪工，还是质检员。“他指向窗外，“您刚才看到的那些年轻女工，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提出改进建议。“
这样民主式的生产方式，是比尔这样出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永远想不通的。
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中国工厂仍保留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传统管理模式，强调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和民主管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文化。
当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国棉三厂的“诸葛亮会“，每周五下午，车间都会停工一小时召开技术讨论会。挡车工王淑芬曾提出改进纱锭转速的建议，使棉纱断头率降低17%。她的建议被写在车间黑板报上，并获得了一张暖水瓶票的奖励。
后来，上海机床厂也借鉴了首都的生产经验，组成了“三结合“小组。
该厂将老工人、技术员和干部组成攻关小组。老钳工张师傅用土办法解决了德国进口机床的导轨精度问题，方法甚至还被编入《上海市先进操作法汇编》。
就连张家栋他们青岛本地的橡胶厂，都有自己的“金点子“登记簿，每个车间都设有建议箱，工人可以随时提交改进意见。青年工人李明发明的“胶鞋成型操作法“，使日产量提高23%，厂里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项技术。
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国内比比皆是。
与西方企业严格的科层制不同，中国工厂的民主管理打破了“白领“与“蓝领“的界限，工人把工厂当家，是工厂真正的主人。
正是这样，才造就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咱们国内的经济活力。
比尔听到了张家栋的经营思路以后，大受震撼，正在怀疑他们服装厂这十几年的经营，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张家栋却知道，这时候正是他和比尔谈判的最佳时机。
“比尔先生，我们合作社服装厂的情况，想必你已经都大概了解了吧？现在咱们来谈谈合作吧？”
张家栋之所以强调的这一次他们之间是合作而不是服务的关系，是为了让比尔清楚，虽然他们的合作社不过是青岛本地县城的一个集体企业，却完全有实力与比尔惯例的国际厂商平等对话。
“张厂长，我承认一开始我来到你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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