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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大家分享各自的想象。有人讲出一段跨越民族的爱情悲剧，有人构想一场战火中的音乐守望，还有人描绘一对老夫妻携手走过饥荒岁月的平凡伟大。
小宇静静听着，忽然开口：“其实，这把二胡的主人是我爷爷。他年轻时是村里唯一的乐师，每逢节庆都会拉《十送红军》。后来文化大革命，他怕惹祸，亲手砍断琴弦埋进后山。直到临终前才告诉我位置，说"音乐不死，只是藏起来了"。”
全场寂静。雨声敲打着屋顶，仿佛天地也在倾听。
第二天晴空万里。那把修复好的二胡出现在工地上，挂在休息棚的横梁上，旁边多了一块木牌：“欢迎所有人来弹奏。”
不久之后，“记忆征集计划”正式启动。每位村民都可以提交一件承载情感的物品，并录制一段口述历史。这些资料将被数字化保存，部分用于筹建“鹿鸣生活博物馆”。更令人意外的是，国家档案局得知此事后主动联系，表示愿提供技术支持，并建议将其纳入“中国乡村口述史工程”试点。
八月中旬，酷暑未消，一则消息悄然传开：教育部正式批复，在鹿鸣设立“全国乡土教育实践基地”，每年拨款支持百名教师前来轮训。与此同时，《自然课》教材编写组成立，由小宇担任主编，邀请心理学、生态学、民俗学专家共同参与。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顺遂之时，内部矛盾悄然浮现。
一次例行会议上，阿禾提出建议：“现在名气大了，光靠红米和陶器撑不起长期发展。我认识几个投资人，愿意注资建民宿集群，主打"沉浸式乡村体验"，预计年营收能破千万。”
话音未落，陶艺师立即反对：“不行！一旦资本进来，房价会被炒高，年轻人回不来，老人住不起，最后只剩游客逛来逛去，像看动物园一样拍照打卡。”
退伍军人也皱眉：“而且那种所谓"体验"，无非是让你插会儿秧、喂会儿鸡，拍完照就走。真正的农活有多苦？他们根本不知道。”
小陈则持中间立场：“也不能完全拒绝外部资源。我们可以自建青年旅舍，用合作社模式运营，利润反哺教育基金。既控制规模，又保障收益。”
争论持续到深夜。小宇始终没有表态。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拒斥商业”或“拥抱市场”的选择题，而是关乎鹿鸣灵魂的终极拷问：我们要不要长大？如果要，该以何种姿态成长？
三天后，他独自一人走进深山，来到爷爷坟前。青草萋萋，墓碑朴素无华，唯有旁边一棵小松树迎风挺立，是他十年前种下的。
他坐在石上，翻开《桥志》，写下：
>“今日之争，非利害之辩，乃道路之择。有人怕变，有人求进，皆出于爱。真正的考验不在外界风雨，而在我们能否在变化中守住内核??那便是：一切发展的终点，必须是人的幸福，而非数字的增长。”
归来后，他召开全村大会。没有宣布决策，而是播放了一段视频：画面中，一位北京白领参加短期务农体验，第一天兴奋拍照，第二天抱怨蚊虫太多，第三天偷偷打电话让司机接她离开。镜头切换至她回到写字楼，在朋友圈发文：“三天乡村生活，净化心灵，推荐给所有都市焦虑者。”
“这就是所谓的"乡村体验"吗？”小宇问，“让农村成为城市的减压舱？让农民变成演员？让我们的人生被当作消费品？”
台下鸦雀无声。
接着，他又放出另一段影像：那是实习生们连续一个月凌晨四点起床跟随采茶队工作的记录。满脸疲惫，双手粗糙，却在收工时笑着说：“原来一片茶叶的背后，有这么多汗水和期待。”
“如果我们要做民宿，”他说，“那就只接待两类人：一是真正想学习乡村建设的实践者，二是愿意参与劳动交换的城市家庭。房间不多于二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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