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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北方经济后，也即唐朝中后期开始，古都西安一千多年的京师地位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千年之后的今日，西安尚保留着西北重镇地位及浓郁的古城文化气息，但它在国内的气势远不如盛唐了。从大唐京师西安继续往西北方向而行，就到了陕甘宁边界，再继续往北就是与江南对应的塞北，唐朝前半叶盛产边塞诗，其本质上也是当时塞北在人文上胜过江南。从秦朝开始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到汉高帝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围，到霍去病直驱千里北击匈奴，到南北朝时期，南方汉人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岁月流转至唐宋时期，对中原政权来说，北方的威胁从未消失过，因此塞北一直中原政权抵御北方侵略的重要关卡。唐宋以后逐渐富庶的江南，为国家提供粮食和经济支持，也是因为江南地区相比北方的战争较少，可以得到较好的经济积累，因此多用江南积累的财富支持塞北将士保家卫国。
历史书上讲到，安史之乱可谓是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这次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造就了再一次衣冠南渡，安史之乱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也即当时大唐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带，战乱使得很多士族被迫南迁，由于这次的南迁，让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向南迁移。在宏观南迁的历史背景下，不知名的诗人张继，为了逃避战乱而跟随士族漂泊至苏州时，愁绪难以消遣故而创作出传世经典《枫桥夜泊》，唐玄宗时期的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沦落至湖南长沙，在长沙遇到了曾经的故友杜甫。安史之乱后，诗圣杜甫过着相对漂泊的生活，在四川安稳过一些年的杜甫，原来主政蜀地的好友去世，晚年的他便举家离开蜀地，颠沛流离经过湖南长沙，遇到了曾经交往甚繁的音乐家李龟年，甚是感慨万千，于是创作出《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这首诗的背景也可谓是衣冠南渡的一个小缩影。
杜甫作此诗不久，足迹止步于湖南地界，也即在杜甫的眼中，湖南地处长江以南，是理所当然“江南”，这当然是唐代时期的“江南”认知，故而在湖南的东面邻省江西，因此从广义来讲，毋庸置疑属于江南的范畴。江南地区的确是个很大的地理概念，不过地理范围太广则不利于凸显江南的特色，现代意义上的“江南”限定在江浙一带部分地区，似乎更能彰显江南的人文韵味和文化气息。一位颇受皇家和王公贵族赏识的歌唱家李龟年，一位曾经漫游长安积极入世的诗人杜甫，却因战乱不堪和政局变迁打乱了美好的人生境遇，战乱后，李龟年不再受王公贵族的赏识而流落到江南，杜甫在蜀地可依靠的好友去世后不得不选择出川过湖南，与多年不见的李龟年相遇，再次相逢的他们早已经不再年轻，故人相逢酒过三巡，抚今追昔，自是情不自禁感慨万分，李龟年为杜甫演唱一曲，杜甫为李龟年赋诗一首，于是杜甫这首经典的七言绝句流传给我们鉴赏。
《江南逢李龟年》
（唐）杜甫
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从《江南逢李龟年》前两句“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可以看出，杜甫和李龟年曾在京都长安生活的有滋有味，出生音乐世家的李龟年颇有艺术天份，成为唐明皇时期的顶流歌手，常在豪门贵族的府宅，尤其是皇室宗亲岐王的家里展现歌喉，崔九作为唐玄宗的宠臣，自是经常邀请李龟年在自家庭院里演唱，官宦世家出生的杜甫，在祖上的恩荫下自是可漫游在王公贵族的府邸，经常出入朱门豪户的他，与李龟年自是交往甚繁，由此看出，若非安史之乱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大概率会是花天酒地，秦楼楚馆随时欢迎他常来体验美丽人生。安史之乱时，大难来时各自飞，八年的战乱平息后，大唐的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朝廷的权威被削弱，藩镇开始各自为政，不再年轻的杜甫和李龟年为各自前途各奔西东，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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