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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忽然想起唐朝诗圣杜甫的这四句诗词，引起一阵感触。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身陷敌占区的人，在敌人后方打游击战争的人，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的人，想起隔别的亲人，也会有这种离情别意。这个人就是鲁城同志，他就是一开头就讲到过的同尤林一起的那个汽车司机。
鲁城原在香港当汽车司机，抗日战争初爆发时，香港的工人捐钱买了几部载重卡车，送给当时在华北和华中坚持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当时***势较好，由于日本侵略者突然打了进来，青天白日政府被迫应成，接受了与赤色革命组织合作抗日的政策，因此群众得以捐献物资，公开地支援赤色革命组织领导的抗日军队。
鲁城当时还不是赤色革命成员，他自动报名，驾驶汽车去抗日前线。出发之前，他先把妻子和一个才一岁多的小女儿送了回他自己的乡下去，嘱妻子在家务农为活，等他回来。
当时估计，可能不太久就可以回来，但也料到或者会许多年也回不得来。成争时期，兵荒马乱，人事变化，怎能预料呢？
鲁大嫂本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农家出身，嫁给鲁大哥之后，才迁到城市住的。她很舍不得丈夫远去，何况女儿幼小，她回到乡下，要上奉翁姑，下抚幼儿，实是艰难。但是，她是个非常爱国之人，听说日本鬼子打了来，要把我们华国整个地灭亡掉，要全华国人都做亡国奴，这事哪还得了？
鲁大嫂在香港生活过，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遭遇。在香港，华国人全没有做人的地位。英国人是统治者，对华国人横行霸道，谁在这些红毛鬼面前敢吱一声，也会遭到拳打脚踢，你一点儿也还不得手。甚至印度人打你，你也还不得手。
英国人用了许多印度人当警察，这些印度警察仗着英国人的威势，欺压华国人。印度人也是亡了国的，但在香港，他们比华国人还高贵些。
所以，香港的华国人常说：印度人是一等亡国奴，华国人是三等亡国奴。虽然同是亡国奴，也有一等三等之分。
香港的社会习惯，区分某些事物，要么是一等，要么就是三等，没有二等这个等级。例如，坐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两种座位，一种是一等位，另一种是三等位。坐轮渡也一样，一种是一等舱，一种是三等舱。
华国人，尚未亡国，已是三等亡国奴了，要是亡了国，岂不更加贱如脚底泥了吗？鲁大嫂知鲁城送汽车去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为了救国，她哪有拦阻之理？
古人说过，没有国，何有家？她大嫂完全懂得这道理。何况赤色革命组织是为老百姓打天下，八路军新四军原就是工农红军，她亦早已听老马和听别的工友讲过，捐钱买汽车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她大嫂也捐过一份的，现在，鲁城开汽车去，大嫂当然赞成。
鲁大嫂二话也没说，要她带孩子回乡下去，她就回去。生活虽然苦，她自信熬得住。在乡下住下了，夫妻分别之时，大嫂情亲意切地送丈夫上路，送出村口，送到五里亭，再送到十里铺，才将手上的行装交给丈夫，从丈夫手上接过小女儿，让丈夫亲小女儿几下，然后自己无师自通地说了几句话：“你放心去吧！家里的事，我担当。你打败了鬼子好回家！”
这就是她的临别赠言了。
当时流行的送郎上前线的歌儿上有这类的话，一些青年工人青年学生们常唱的，大嫂听过人唱，这时不觉地也拿了来讲了。
她眼望着丈夫走远了去，直至过了前面的山坳，看不见了，她才回家去。
谁知这一去就是八年，这八年期间音讯皆无。初去之时，还来过信，说是驾车去到新四军，以后就没再来过信了。后来又听说，华国顶大顶大的大坏蛋，青天白日政府的大头子蒋某人，趁新四军在前方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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