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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海河中的一员。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海河浮尸事件深深困扰着天津的居民，其中是否真的如坊间传言那样，是由吸毒者组成的？《大公报》的记者为了揭开这一谜团，专门访问了当地检察官，根据对当时几百具尸体的详尽法医鉴定记录，显示吸毒致死的比例并未过半，大部分浮尸穿着简朴，像是劳作的民工，而当时民工中有不少人确实沾染了吸毒恶习，因此，那些浮尸的身份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吸毒乞丐或白面馆的常客。
关于大直沽海河附近频现的浮尸案件，尽管已有两名转移尸体的嫌犯落网，部分市民仍然坚信这些浮尸便是那些沉迷白面的吸毒者。然而，根据法医的专业判断，众多死者确系溺毙，并非直接因吸毒而亡，而是死后遭人转运至海河。戏剧性的是，在抓捕嫌疑犯次日，大直沽河段又出现了三具新浮尸，给此案增添了更多悬念。
与此同时，水上警察局的调查结果表明，海河浮尸集中出现在金钢桥下游区域的事实毋庸置疑。按照当时的规定，不论是吸毒场所还是公开场合发生的死亡事件，都必须向地方机关报告。据统计，自1937年4月6日至5月10日这短短一个月余的时间里，海河上总共发现了93具浮尸，但某租界向地方官方通报的数据却仅为36具，两者间的巨大差距无疑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也让这一系列离奇死亡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大直沽闸口这一带，地保田国秀自1936年冬以来，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开始将一些尸体偷偷抛入海河中。田殿功则与之勾结，协助从日租界内的***馆中清理出的尸体进行草草掩埋，迫于生计窘迫，两人逐渐将弃尸的主意打到了宽广而沉默的海河之上。
1937年5月8日，一场命运的悲剧降临在杨祥头上。这位在万国桥周边拉人力车的苦力，因巡捕的威逼利诱，被迫参与了运送尸体的勾当。他载着尸体来到日租界河边，最终将之丢弃在电话局旁边的河沿。另一位同样无辜的李华，原是英租界仁记洋行拉包月人力车的工人，因吸毒被解雇后曾在救济院度过一段时间。那天，他在路上偶然遇到一人背着尸体行走，不幸的是，他被巡捕误打误撞地牵扯进来，被命令帮忙搬运尸体，最后背尸人溜之大吉，倒霉的李华却因此被捕。最终，孔昭元、杨祥等人一同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不久，日租界展开了针对乞丐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并将抓获的乞丐悉数带走处理。正当民众仍在揣测海河浮尸中那部分看似苦力身份的人的真实来历时，天津市政府突然下令新闻审查部门严格控制有关海河浮尸案的媒体报道，此举顿时引发了公众更大的困惑与猜疑：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海河浮尸案会有这样的转折和处理方式？
彼时，一位天津地方史专家许杏林先生接受了记者的访谈。许先生回忆道，当年他还只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童，时常在海河边嬉戏游玩。但自从海河浮尸案轰动一时后，整个天津城弥漫着浓厚的恐慌氛围。尽管他当时并未亲睹那些可怕的浮尸，但家中大人谈论此事时的紧张神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他还稚嫩，但浮尸事件的恐怖效应让邻里家人谈虎色变，尤其是当他得知浮尸中并无女性和儿童，家人们仍严禁他靠近海河，甚至限制他外出活动，足见事件对民心的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