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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堃和胡金传两人的肩上。
审讯伊始，那三人咬紧牙关，拒不认罪。然而，严刑拷打之下，张克友的心理防线率先崩溃。他哆哆嗦嗦地招供，声称死者是何春荣家的一名姓谢的雇工。据说，这谢某生前与高冯氏有染，被高冯氏的另一个情夫绍宗得知。绍宗心生妒恨，便叫上他和曲学如，趁着夜深人静，将谢某残忍地杀害在竹园之中。
绍宗在严刑逼供下，也无奈地承认了此事。
当差役们将高冯氏和何春荣传唤到大堂对质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高冯氏坚决否认通女干一事，还坚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谢某；何春荣也矢口否认，说自己家从未有过姓谢的雇工。显然，张克友的口供完全是在胡编乱造。
严堃和胡金传深感棘手，再次提审三人。这一次，他们加大了审讯力度，继续用严刑逼供。在强大的压力下，张克友开始语无伦次，一会儿说死者叫薛泳铨，一会儿又改口说死者是薛春芳；连杀人动机也变得模糊不清，一会儿说是为了钱财，一会儿又说是其他什么原因。在张克友的招供后，绍宗和曲学如也相继崩溃，纷纷招供。
在阴暗的牢房里，绍宗、曲学如和张克友三人低着头，承认了他们的罪行。他们垂涎外地贩猪客商薛春芳身上的银两，于是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他们残忍地将薛春芳杀害，并瓜分了他的钱财。杀人后，他们匆忙脱下薛春芳身上的血衣，带回妙耳山焚烧，企图销毁罪证。
据他们供述，尸体旁的表芯纸是曲学如用来擦去手上血迹的，石灰是绍宗塞入死者口中的，而那把篾刀则是张克友用来行凶的凶器。至于那双草鞋，则是死者薛春芳留下的唯一遗物。
官府根据他们的供述，在妙耳山庙中找到了一把屠刀，认定为杀人凶器；山上的一堆灰烬，被认定为死者衣服的灰烬；而在曲学如的家中，更是搜出了一把镰刀，被认定为曲学如的杀人凶器。然而，死者的身份却始终未能核实，官府只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和州客商。
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严堃和胡金传将案情整理成卷，上报给了洪汝奎。洪汝奎接到案情后，进行了认真的核查。他再次提审了方小庚，让他重新辨认嫌犯；还亲自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察。
或许是出于对严堃和胡金传的信任，洪汝奎在核查过程中百密一疏。他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也没有核对死者伤口和凶器的尺寸，更没有察觉到严堃和胡金传对犯人可能存在的刑讯逼供。因此，他顺利地通过了案件的审核，但在上报给沈葆桢时，还是谨慎地建议沈葆桢派官员重审一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案子交到沈葆桢手中时，他并没有按照洪汝奎的建议重审此案，反而直接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阴谋？
一枚五角铜钱，看似微不足道，却如一块巨石般激起了沈葆桢心中的惊涛骇浪。这枚铜钱，竟是从曲学如的物品中搜出，它并非寻常之物，而是两江地区一个秘密会堂私铸的标记。
两江之地，曾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暴风眼，战后，秘密会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历任两江总督无不将此视为心头大患，严惩不贷。这枚铜钱，就像是会党的暗语，让沈葆桢嗅到了不安的气息。他心中顿时有了决断，认为这起案件不过是会党土匪间的自相残杀，无需深究。
于是，光绪四年的二月，绍宗、曲学如被就地正法，而张克友虽逃过一死，却被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城。
然而，谁曾想，四年后，那起被匆匆了结的三牌楼竹园案，竟再次浮出水面。两起案件，究竟是不是同一桩？真凶又是谁？如果周五、沈鲍洪真的是三牌楼案的真凶，那四年前审结的那起案件，岂不是一桩冤案？
江宁城内，关于两起案件的议论如潮水般涌动。人们纷纷猜测，议论不休。消息越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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