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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皇帝一声令下，桂萼等人被赋予了审理此案的重任，并特别指示他们“用刑推究”。手握尚方宝剑的他们，自然不会有任何手软。颜颐寿素日里对张璁、桂萼等人心存不屑，这次他们便借机报仇，对颜颐寿施加了残酷的夹手指酷刑。在酷刑的折磨下，桂萼等人还面带笑容，戏谑地问道：“颜尚书，今日你可服否？”颜颐寿无法忍受这无尽的痛苦，只能连连磕头，哀求道：“爷，饶了我吧！”
当时，京师中流传着一首《十可笑》的歌谣，其中一则便是：“某可笑，侍郎拶得尚书叫。”这歌谣既是对颜颐寿的嘲讽，也是对桂萼等人滥用酷刑的揭露。
在这场审判中，诱供、逼供、屈打成招的行为屡见不鲜。也正因为如此，所有被审官员都无奈地认罪，所有重要证人也纷纷翻供。皇帝想要的真相，很快就呈现在了他的面前：薛良被定罪为诬告张寅，将在秋后被处斩；马录、颜颐寿等审案官员则因故意“入人死罪”，被判徒刑四年；而那些曾经义正言辞的言官们，也因犯下诬告之罪，同样被判徒刑四年。
嘉靖皇帝在审阅完审判结果后，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份名单上，竟有不少人曾在“大礼议”中公然挑战他的权威，甚至有人还参与了左顺门的哭谏，真是胆大包天。如此一来，朝堂上那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能减少不少，他总算能清静一阵子了。
嘉靖皇帝却对马录的处罚感到十分不满。在他看来，马录在这场文官集团挑衅皇权的战争中，俨然成了吹响冲锋号的人物，必须严惩不贷。他回想起当初那个顽固不化的杨廷和，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皇帝想要以“女干党”的罪名将马录判以死罪，桂萼等人经过商议后认为，处斩马录虽然能解一时之恨，但未免过于残忍。而且，原来的判决又显得太轻描淡写，难以服众。于是，他们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马录贬至烟瘴之地，永远充军，遇大赦也不宽宥。他们向皇帝解释道，这样一来，马录虽然活着，但实则比死还难受，因为他将背负着罪名，永世不得翻身。
嘉靖皇帝却仍不甘心，他非要杀了马录，以解心头之恨。大学士杨一清见状，连忙劝谏道：“录无当死之罪，律无可拟之条。若法外用刑，人无所措手足矣。”皇帝听了这话，虽然心中仍有不甘，但也只好勉强接受。他下旨道：“马录情犯深重，你每既这等说，发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
事后，嘉靖皇帝十分高兴，他特意嘉奖了张璁、桂萼等人，夸赞他们“尽忠以事君”。在他看来，皇权即是公理，只有忠诚才能行善道，否则就是徇私枉法。为了让世人明白这个道理，嘉靖皇帝下令将张寅案相关档案编成《钦明大狱录》一书，并刊行于天下。
无论此案是不是冤案，嘉靖皇帝的这一举动都开了一个不太好的头。从此，朝廷上的风向开始发生变化，忠诚与公理似乎逐渐被皇权的阴影所掩盖，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份充满悬疑与争议的张寅案。
四十余载光阴匆匆逝去，那桩曾轰动一时的案件，似乎早已随着岁月的尘埃，被深深掩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命运的轮盘再次转动，那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案子，竟在不经意间被人重新拾起。
隆庆二年，秋意渐浓的九月，右佥都御史庞尚鹏怀揣着一道奏疏，踏上了朝堂。他的脸上写满了凝重，仿佛背负着沉重的使命。他此次上疏，并非为了朝堂上的琐事，而是为了重提那桩早已尘封的李福达一案。
据庞尚鹏所言，他在山西巡查时，竟意外地见到了一名罪犯，名叫李同。这名罪犯不同寻常，他传习白莲教，以邪说蛊惑人心，甚至引发了四川一地的叛乱。更为惊人的是，李同自诉乃是李五的孙子，他家中供奉的祖师名为李大仁、李大义，这与张寅一家的家庭情况竟然如出一辙。
这一发现，无疑在朝堂上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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