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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这事若闹大，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此刻也是坐立不安。他在《忧危竑议》中被人指名道姓，犹如被放在火上炙烤。他的心中疑云密布，开始怀疑这册子背后的黑手，莫非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
在此之前，樊玉衡曾公然上疏，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并直斥郑贵妃的不是。这一举动，无疑让郑家与樊玉衡的梁子结得更深。
明神宗虽恼，却不愿将事情扩大化。他亲自下旨，称《闺范》一书乃他赐予郑贵妃，书中内容与《女鉴》相仿，意在供郑贵妃日夜阅读。而后，他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二人经受严刑拷问，最终因“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被发配至广东的雷州和廉州。
吕坤，因已病退，得以幸免。自此，他闭门不出，专心着书讲学，二十年后，悄然离世，留下那本着名的《呻吟语》。
戴士衡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他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遥远的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曾有意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但樊玉衡却婉言谢绝，不愿再涉足这险恶的官场。
第一次“妖书案”如轻风拂过湖面，明神宗巧妙地掩盖了风波，政坛上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而那本神秘的《忧危竑议》，其真正的作者如同鬼魅般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无人知晓。
然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却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曲折离奇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仿佛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悬疑大戏。
在讲述这起案件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及那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明神宗对于立太子之事犹豫不决，他心中所想的，是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在封建皇朝中，嫡长制如同铁律一般不可动摇，太子之位必须属于皇后所生的嫡子，若无嫡子则立长子。而当时的皇后尚在，这使得明神宗的计划变得棘手起来。
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明神宗想出了一个办法——等待原配皇后去世，然后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一来，朱常洵的身份就会从“庶子”变为“嫡子”，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基于这样的打算，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一直拖到郑贵妃能够成为皇后为止。
命运似乎并不站在明神宗这一边。皇后身体健康，长寿不衰，而且她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疼爱有加。这让明神宗的计划变得愈发困难起来。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只为了一己之私，但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国本之争”中，每个人都心怀鬼胎，暗流涌动。而第二次“妖书案”的爆发，更是将这场争斗推向了高潮。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那本神秘的册子又隐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这一切的一切，都将成为悬而未决的谜团，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明神宗一直拖延立太子之事，大臣们纷纷上疏，但无一奏效。时间流逝，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去慈圣太后宫中问安。老太后满脸不悦，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为何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太后威严仍在，或是明神宗对这一问题毫无准备，他一时语塞，竟说出了那句致命的错话：“他，那个孩子，只是都人的儿子。”他指的是自己的儿子朱常洛，言下之意是朱常洛出身低微。
明神宗似乎被鬼迷了心窍，他忘记了自己的母亲也曾经是都人。慈圣太后怒不可遏，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反驳：“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明神宗如梦初醒，惊恐万分，立刻趴在地上不敢起身。
这件事发生后，八月的一个清晨，内阁大学士沈一贯的奏疏如一道闪电划破皇宫的寂静。他巧妙地以“多子多孙”为引子，劝说明神宗早日立太子。这一招竟然出奇制胜，明神宗被打动，立刻下令即日举行册立太子大典。而这位即将登上太子之位的人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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