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为防止内容获取不全，请勿使用浏览器阅读模式。
蒙古帝国的统治秩序。
这一切并非源自李璮的轻狂自负，而是基于现实政治格局的深思熟虑。益都作为战略要地，恰好位于蒙宋两国对峙的咽喉地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使得蒙古高层不得不对其格外优待。李璮巧妙利用这一点，夸大南宋的军事威胁，以此作为杠杆向中央朝廷索取更多权益，实行一种类似“空城计”的策略，表面强化防御以应对敌人，实则借此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元史·李璮传》记载了他的这一系列“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
李璮的野心犹如火焰般熊熊燃烧，每当有机会与南宋正面交锋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挥师向前，不过他的真实动机并非单纯的民族荣誉或忠诚，而是借机扩张自家的地盘。一旦得手，比如那次他攻陷了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地区）在内的四座城池，他就立刻以此为谈判筹码，向朝廷提出了一个近乎敲诈的要求：从东平等路调配战略物资支援他的军队。
要知道，满足李璮的要求代价高昂，每运送一石粮食的成本竟高达粮食本身价值的十倍之多。然而，鉴于李璮所在的战略位置举足轻重，朝廷即便咬紧牙关，也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这笔巨额的开支。
这样一来，李璮更加肆无忌惮，越发觉得自己不可或缺，对大汗的权威也变得无视起来，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慢，仿佛整个帝国都在他的手掌之中。
在蒙哥汗的时代，朝廷屡次向李璮发出调兵令，但他却玩弄心机，每次都找借口拖延不去，一副“猫哭耗子假慈悲”的嘴脸。
1260年，忽必烈汗急需李璮的七八万精兵援驰北伐前线，然而李璮却以抗宋为由，不但自己按兵不动，连一个军官都没派去，可谓“既不上阵杀敌，也不派一兵一卒”。
更有甚者，忽必烈汗返京后，各方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唯独李璮推诿政务繁忙，迟迟不见身影。
与此同时，李璮私下里加快步伐，一步步将自己的地盘打造成一个实质上的李氏独立王国。他设立一套与中央朝廷不同的官僚体系，大量延揽汉族知识分子，精心挑选和培养亲信。
为了博取当地人心，李璮还修复了废弃已久的考场和文庙，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在蒙古心向汉”的角色，为自己日后可能的背叛行为提前铺垫合理化理由。
到了中统二年（1261）正月，李璮借口防止南宋侵犯，未经朝廷批准，就大兴土木加强益都城防建设，构建了一道铜墙铁壁般的屏障。
这些举动无疑是在触碰帝国律法的底线，如同在黑暗中播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一场撼动帝国根基的危机。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战场上无人能挡，却唯独畏惧于坚固城池的攻坚战，为此历代蒙古大汗均严格约束，严禁各地修筑城墙，强化城防。为防止内部滋生叛乱势力，蒙古统治阶层更是严密管控战马交易，规定只有朝廷才有权购马，无论民间还是军队，一律不得私自买卖骏马。
李璮胆大包天，竟无视禁令，暗中指示部下北上各地，不惜高价收购优良战马，囤积实力。不仅如此，他还蔑视中央权威，禁止在其领地内流通朝廷发行的中统钞票，反而采用南宋涟州会子作为货币，进一步削弱朝廷对益都的经济控制。
更令人瞠目的是，李璮私扣盐税收入，将本应上缴朝廷的盐课用于自行招募兵马，壮大私人武装。不知不觉间，益都已成为李璮一手打造的独立王国，他拥兵自重，静待时机成熟，伺机而动。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内战。李璮敏锐察觉，认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而在忽必烈的核心权力圈中，还有一个与李璮息息相关的野心家，那就是他的岳父——留守燕京（今北京）担任中书平章政事的王文统。两人一明一暗，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