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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果真藉此做出不起诉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第二种情形是更通常的做法，事实上，当初杨毅能安然离开看守所，便与这种做法异曲同工。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这条法律规定虽然是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保护，但也为有心人提供了一定的灰色空间，而个别拥有政法资源的人应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杨毅能想象到，作为本案，刑警队已经完成了所有形式上的侦查工作，不易再被外人指摘诟病，即便退侦后检察院不起诉，他们也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只是相关承办人在考核方面受一些影响，就像当初丁祥和杨智军在自己的案件中一样。对于刑警队来说，这或许是一个乐见的局面。
但这需要检察院能提供充分的配合。不说上级检察院的监督、可能的对公安机关提请复核和被害人申诉的审查，单在检察院内部，不起诉决定也要报经检察长和检委会批准，这从来就不是一两人能私下决定的。运作不起诉的人，至少要打通刑警队、上下两级检察院三个环节，才能确保有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一切，对于李东旭及其身边的人来讲，似乎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如果一旦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只能通过法定途径进行自我救济，而救济途径只有两种，申诉和起诉，无论哪一种，都荆棘丛生，举步维艰，杨毅做了这么多年刑辩律师，对此深有体会。
鉴于王可作为被害人已经死亡，他的近亲属可以以他的名义向上级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或者在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他的近亲属也可以不经申诉程序，直接向法院起诉。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被害人提起自诉，原来的公诉案件就变成了自诉案件，被害人一方作为自诉人，就负有举证责任，而这绝不仅仅是阐述基本事实和理由那么简单，必须拿得出能满足庭审标准的过硬的证据来支持，而这恰恰是作为个人很难做到的。虽然法律也规定了一旦法院受理自诉案件，检察院应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法院，但真正执行起来，效果也大打折扣。
在这之后，法院也是一道关卡。就算最终检察院得以提起公诉，如果疏通了法院的环节，法院即便判定被告人有罪，照样可以判处被告人缓刑，甚至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地写在有关的法律里，在现实司法活动中也有大量的实践。杨毅前不久刚刚听说一例最新的判决，被告人因防卫过当致人死亡，法院判定故意伤害罪成立，但被告人却被免于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如果真有人打算捞展鹏，这些都是可行的途径。而更为吊诡的是，作为展鹏的辩护律师，杨毅必须秉持有利于被告人和无罪推定的原则，这些是对一个刑辩律师最基本的要求。杨毅对大学时的律师实务课记忆犹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开宗明义，一开始就阐述了刑辩律师应遵循的六项原则，除了第一条自我保护原则外，其余五条都和有利于被告人有关。执业以来，杨毅也的确是照此身体力行，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渗入他骨髓的信念。
也就是说，自从接受张静的委托，担任展鹏的辩护人，杨毅在了解基本案情的基础上，首先就要对案情进行无罪推定，寻找一切指向嫌疑人无罪的线索和证据，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嫌疑人有罪，并据此向警方和检方申辩嫌疑人无罪和轻罪的理由，争取不刑拘、不批捕、不起诉，或者在庭审中，进行无罪和轻罪的辩护。而所谓的基本案情，只能来源于嫌疑人的供述、警方和检方提供的材料，即便自己掌握了其它线索，也因或许有先天的倾向性而不利于嫌疑人，必须暂时先被屏蔽。
当杨毅在睡梦中醒来，意识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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