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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说：“这不就是外国的烧饼夹肉吗？”
天津人说：“为嘛这（zhei）里面不给夹个馃子啊？”
上海人说：“侬尝一尝，这是西餐哦，好高级的啦。”
广州人说：“冇早茶啊？试下咗啦！”
深圳人：“……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
胡妈继续贯彻胡涵早在啃大鸡时代就定下来的套路，那就是服务、广告加洋名头。之前啃大鸡的成功案例吸引来了很多加盟商，这种在那时候还显得很高级的假洋快餐还属于市场稀缺类型。
但此时在某些商业区，啃大鸡已经呈饱和状态了。最厉害的地方，一条大街能同时开两三家，所以这也极大限制了啃大鸡本身的发展。
现在有了卖当当，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两种店可以在商业区和居民区花着开，虽然都是快餐，但至少还不至于撞车。
而且有了胡妈当初成功连锁事业背书，很多先富起来的普通人看上了这种比较好操作的商业项目，于是纷纷掏钱加盟。因为加盟费不贵，所以一下子，啃大鸡和卖当当便开始有了向三线城市发展的趋势。
这天，胡爸忽然拿回来一份寰球科技研究所的项目提案。他兴冲冲地递给了胡涵，说这可能是个大项目。
“家用录像机？”胡涵打开提案扫了一眼。
“是啊。现在家用录像机开始逐渐进口了，你看一台日本的JVc录像机都卖到四千多块了。你不觉得咱们也应该搞一下吗？”
要不是胡爸提起这档子事儿胡涵都快把录像机这种80年代的大件忘记了。所谓的录像机可不是后来的dV或者是摄像机，而是一种磁带式的家用放相机，板砖大小的录影带塞进去就能放电影，也可以录电视上的节目。
这种东西在大城市的家庭曾经是一种时尚电器，谁家有了，就可以约几个朋友一起看外国电影。当然……也可以放***，但聚众放的话会被叔叔抓走踩缝纫机的。
胡涵记得有一年春晚陈小二和大帅哥的小品就演得是这个，陈小二聚众放黄色录像，被他当叔叔的姐夫给抓了，一通软硬兼施，还是被绳之以法。
这种录像机用的录影带也不便宜，原版的要上百块钱一盘，空白带子也要好几十。所以那时候谁要是借到了好带子，还需要找邻居去借另一台机器串在一起翻录。
胡涵那时候也没少看录像带，什么《警察故事》、《第一滴血》、《终结者》、《独闯龙潭》（突击队员）、《铁血战士》。甚至那时候家里每到春节还要录春晚，最后一直录到了陈小二被封杀为止。
胡涵记得九十年代初期，他还干了个大工程，拿不少盘带子录下了整部的《太空堡垒》动画片。
但这个东西出了大城市就没那么畅销了，无他，价钱太贵。甚至一台录像机都超过两台彩电的价格了。
即使是这样，录像机在很多地方还是引申出了录像厅这种买卖。录像厅在国内一度就是小型电影院，每天外面贴上今天要放的电影名，然后老少爷们就买票进去打发时光。有时候到了晚上，还有专门的成人夜场，这也算是时代一大特色了。
国内1986年的时候，录像机还是新鲜的舶来品，极度供不应求，家里能有台录像机是件很时髦的事情。而很多地方也会到处求购这种商品，买回去就能开录像厅，一本万利，而且不用太操劳，完全就是坐地收钱那种。
胡涵又翻了一下这个提案，里面建议寰球电器厂引进全套设备，完全实现自主化生产。看到这里，胡涵不禁皱了皱眉。录像机这种东西不是光卖得贵，其实生产成本也是很高的，VhS录像机技术基本都垄断在JVc、松下、夏普和三洋那几个日本企业手里。想要引进全套技术谈何容易。
而且录像机的核心部件磁鼓并不好造，工艺复杂，要求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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