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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那天那个御史叫做杨崇伊，是后党的骨干。
而那宫中太监叫做刘兴桥，也是慈禧太后身边人。但从那天的情形来看，这刘兴桥对我们倒是颇为同情。
几天后，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商量，决定另寻他处，继续宣传“救亡图存”之法。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他们几人全部离开了北京。那洋人的印书机和发电机，因为搬运太麻烦，最终放在谭府中。
几个月后，在黄遵宪等人的捐助和支持下，汪康年、梁启超、谭嗣同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按旬发行。每一份《时务报》，他们都有寄给我。
《时务报》上的言论，比起之前的《万国公报》更加激烈。
比如，“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等等之类的。
看到这些话，我便知道，这《时务报》也办不了多久。京城里的那位太后，不会容忍这些言论的。
果然，过了几个月，《时务报》虽然还在发行中，但再也没有出现梁启超、谭嗣同的文章了。
他们想要以报刊为阵地，宣传变法思想的愿望又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