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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这个胡惟庸案，在后面并没有产生扩大化，李善长这些功臣没有借着“胡惟庸案”这个名义被诛杀，所以真正涉案人员，就是胡惟庸的那些党羽，有的人可能确实处罚重了，但你说他平时跟胡惟庸没有勾结和利益往来，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涉及到谋反，这脑袋掉的就没什么可说的。
同时，空印案虽然性质恶劣，但因为朱雄英的因素，阴差阳错之下，也并没有杀人，大多数都是流放，能撑过十来年活到现在的，也都被赦免了罪行了。
空印案这批涉案者，说实话，说冤枉吧确实冤枉，这么多年潜规则都是这样的，运气不好就这茬被逮到了，但是说不冤枉那也不冤枉，这毕竟是违规操作，拿到台面上来讲就是该罚的。
至于郭桓案，那基本上没多少冤枉的了，全是蛀虫。
除了政治上这些事情，朱标相当关心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提倡宋朝时期“四民皆本”的思想，也就是士农工商都是国家的根本。
很多新的水利工程，都是兴文朝修建的，虽然对于黄河泛滥的百年积弊依旧没有敢贸然动手，但朝廷出钱修复了洪渠堰、都江堰，修建济南运河、眉州新津通济堰，并疏浚了太湖入海水道，解除了苏松地区的水患，整个黄淮流域的河流，也进行了重新整理疏浚。
钢铁、造船、蒸汽机、瓷器、棉纺织等行业欣欣向荣，商品流动速度远超历朝历代，经济增速连年新高。
而因为从日本开采的金山银山，以及海外贸易和国内商税的巨大受益，再加上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天灾，所以在兴文一朝，国库和内帑极大充裕，对于地方的小规模自然灾害的赈济非常及时，受灾地区经常能得到免费的救济粮食和减免若干年税收的仁政，百姓极为赞扬。
朱标常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
因此，在民间士林，朱标经常被比作汉朝的汉文帝，这个时代认为“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当然，盛世下也不断地滋生着威胁帝国这棵大树继续勃然生长的蛀虫。
科举出身的文官开始掌握主流话语权，考成法的执行力度开始下降，文官们相互庇佑搪塞，结党营私，在相对开明的庙堂风气下互相肆无忌惮地攻讦，甚至敢在朝堂上挥拳头，这在洪武朝早就被拉出去砍头了，可见文官放肆到了何种程度。
小吏们心照不宣地开始享受盛世的红利，不断地对百姓进行各种卡要，从上到下习以为常。
商人们在短短十年之间，就以令人惊骇的速度，突破了洪武朝人为制造的社会阶层壁垒，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给百姓提供了除了科举以外的社会晋升通道，但同时奢靡享乐之风也开始在大明市井中蔓延，人人攀比，羡慕商贾多金者，对于老实种田做工多有鄙夷。
而海外贸易所带来的种种外国商品，除了便利了百姓生活，丰富了物质享受以外，各种教派的传教士、信徒也随着商人一起来到了大明，各种五花八门甚至相互矛盾的教派信仰开始传播，其中不乏较为极端的思想，导致洪武朝那种大农村社会的进一步撕裂.戏曲、话本的刊行量每个月都在刷新着记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京城街头甚至常有人不着衣裳奔走，谓之“天性烂漫”，捕快亦是难治。
而大明的立国根基之一的勋贵武臣群体和卫所制度，也开始有了衰败的迹象。
因为朱标不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所以五军都督府常年无事，以各个势力为假想敌的战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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