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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朝会过半，刘陵于朝会上还算处变得宜。
在敏感的工商派税上，刘陵提出了一个还算两全的方案，既能保证朝廷税收也能满足东林与阉党的基本利益。大抵取消所有工商杂税，不准地方加派，商税唯以三法收取：对于城内坐商，唯按商铺大小与所处区域收税，不计其店经营，其税归地方布司（布政使司）。依照此法，最大程度的简化了商税程序，保证了朝廷稳定税收也减少了各种加派和偷税的程序难度。其第二个好处是“高附加值”的产业，赌档、青楼、钱庄、奢饰品等均是有权者之产，此举也变相减轻了其应纳税赋。虽然不算公平，却是最佳的权宜之计，不算太伤民。
第二法为对于行商，亦废除地方杂派、不准私卡，全国设立七十二钞关，沿运河、要关、要津、要道布设，其收直归户部。诸县四境设税关，其收归县、府。
第三法对开矿之行，由内官管辖、巡抚督办，取矿什一之费，直归内帑。至于依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藏地宝，王之产也。”
三法之下，前两法虽简易，但因要取消杂税这一点刘陵自知也无法真正落实。第三法实际上近似于万历年间的矿监，但一者减轻了税收，第二也准许巡抚参与，给了文官集团一个抓手。相制衡下，由官员世家经营的矿业的利润仍能保证，朝廷即使有诸多贪腐也多少收到些钱财。
接连两轮献策，已让不少有识之士颇觉赞同，孙承宗、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更是欣赏刘陵之才。但刘陵深知，要得文官赞同，不能只“弄钱”。
“教化者，圣人之训，千年明君之所为也。自本朝太祖以来，勤兴教化，以圣喻六言感民得大治。今教化颓迟，臣请由学政与县之秀才共兴教化于诸乡里。播圣人之学，立乡里之约，明盛世之德，以行乡里所废宣讲之功。”这番建议实际让县学下乡教化，取代衰落的乡老宣讲，实际作用未必很大——在饥寒交迫下一切道德约束都不能保证有效。但看众臣与天启反应，一番话拍文官和皇帝马屁的效果还算不错。
刘陵已经严重越权了许多，眼下已经到了非获文官之位就要面临之后获罪的时候。刘陵心中也十分焦急，将目光投向了魏忠贤。但魏公公似乎是因为自己与东林扯上关系、如今又多从文官角度说话的原因，想给自己个下马威，始终没有开口。
就在刘陵额头都渗出汗珠之时，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从左列传来。“国家不可失如此人才。刘陵才当济世，徒为武官难施报国之举，臣谏陛下破格录用。”刘陵向声音来源望去，却是孙承宗！一石激起千层浪，何况孙阁老、帝师这般重量级人物主动请求打破文官录用的常规。
破冰已过，话语权便在专责者。林晓俞作为天启早期的礼部尚书向来以刚正著称，但面对这一可能被士林责骂的问题还是选择了暂避。究其本心，并不希望刘陵成功，他是一个守旧的人，任上一切礼仪必合旧制。但刚刚孙阁老已经表态，一旦他明确反对就会导致东林在此朝上的分裂。
他看向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也低头不语。在此情形下，自然不能逼迫赵南星这位东林之首表态，于是人们的关注移到了刘宗周的身上。
刘宗周也不愧是能教出黄宗羲等人的明末第一大儒，有时想法不切实际却从来不缺乏担当。
“科举正途，祖宗之制，国朝持之。但有教无类孔子言，有仁心者皆圣人门徒，本朝亦有军户而为辅臣者（张居正）。若刘陵能通过科考，但能行仁而助朝廷，臣不反对其任文官。”一番表态正气凛然，无人辩驳，天启也点了点头。
魏忠贤也反应过来，一边在心里骂娘，一边为了防止刘陵成为东林的外兵，也只得示意其党羽支持刘陵。很快，朝堂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
至于程序性问题，林晓俞则早有腹稿：“可收刘陵为国子监监生，法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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