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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一早，槐花刚起来，就见傻柱蹲在院角，往土里埋什么。她走过去看，是颗发了芽的红薯。“张奶奶说，这芽能长出新红薯，”傻柱指着土坑，“等明年春天，就能收一筐。”他的手指沾着泥，在土里扒拉着，眼神亮得像藏了星子。槐花蹲下来，帮他扶着红薯苗，泥土的腥气混着点红薯的甜，漫进鼻子里。
三大爷背着布袋子从外面回来，见他们埋红薯，又开始算账：“一颗红薯苗收五斤，十颗就是五十斤，够吃一个月。比买划算多了。”他蹲下来，用手量了量坑的深度：“再埋深点，不然冻着根。”傻柱赶紧往坑里添土，三大爷在旁边指挥，两人的影子在晨光里挨得很近，像棵长了两个头的树。
槐花拿起画夹，笔尖在纸上飞舞。她想把这画面画下来：傻柱沾着泥的手，三大爷的卷尺，土里的红薯苗，还有风里飘着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暖。画着画着，她忽然笑了——原来日子不用算得那么清，像傻柱埋红薯似的，埋下点盼头，就总能长出点什么来。
傻柱忽然回头，看见她笑，也跟着笑：“你笑啥？”槐花摇摇头，把画夹往身后藏：“不告诉你。”阳光落在她脸上，把睫毛的影子投在画纸上，像片小小的云，轻轻盖在那颗埋在土里的红薯苗上，藏着个关于春天的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