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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8日，青川江上空的云层压得极低，鸭绿江北岸，浪头机场。
跑道两侧的掩蔽部里，十二架银灰色的歼5整齐排列，机身上刚刷上的志愿军八一红星在灰暗的天光下格外扎眼。
地勤兵们正在进行最后的航炮校靶，机头两侧的23毫米机炮弹链被逐一推入弹膛，金属撞击声在冷冽的空气里清脆而短促。
机场最东侧，一座用伪装网层层覆盖的独立掩体里，停着四架歼6。它们没有刷任何机徽，只有机尾一个小小的编号——这是空司特批的"外围警戒"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暴露。
此时，停机坪上停着几辆飞行员专用客车。车上，身着抗几荷服的飞行员正抓紧时间检查伞具，整理飞行装具，等待起飞命令。
最后面一辆车里，坐着飞行B大队的大队队长吴国川，四十岁，祖籍云南腾冲，少年时随家人流落缅甸，孙义成在缅甸建立抗日武装时，他是第一批加入的当地华侨青年。
航空学校成立后，因为识字，又懂一些简单的英文，被优先选送进了航空学校。在那里完成了全部飞行训练，毕业后驾驶过日军的九七式战斗机，也飞过美制P-40、P-51，还接触过苏制雅克式和拉式战机，大大小小的的空战参加过近百次，累计飞行一千八百小时。
此刻，吴国川靠在座位上，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燃的烟，目光先是在那一排歼5的位置上停留了片刻，又转向东侧的歼6掩体，落在那四架歼6上，那是他的战机。
旁边坐着的副大队长何远志——一位从冀南战场上就跟随孙义成的老兵，跟陈砚一样是在武安机场基地出来的，累计飞行两千二百小时，正用一块麂皮擦拭飞行靴上的泥。
"老何，"吴国川问道，"你说上面把我们藏在这儿，今天能用上不？"
何志远将手中的麂皮塞回座位一旁的口袋："最好用不上。"
"为啥？"
"用上了，就说明老陈的歼5顶不住了。"
吴国川拿烟的手顿了顿，没再说话。
确实，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告知，自己手里的歼5战斗机，虽然在机动性上比不上美军的F-86，但在高空性能方面，完全碾压对方。
减少在中低空近距离与F-86的格斗，已经成为所有歼5飞行员的共识。可一旦遭遇大规模敌机群，高空优势也未必能保全。所以那四架歼6，便是留作最后底牌的存在。
14点27分，地面雷达站的急促电报直接传到塔台：
青川江以南八十公里处，发现美军十六架F-86A编队，正掩护十二架F-84E战斗轰炸机向北扑来，目标可能是青川江大桥。
塔台立即拉响战斗警报，起飞命令随即下达。
此刻，志愿军地面部队正在顺天、河东一线集结，为下一轮攻势做准备，清川江大桥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前线补给。大桥一旦被美军炸毁，后方运输线将陷入瘫痪，因此保护桥梁成为空军的首要任务。
塔台里，指挥员抓起话筒："A大队，所有战机，起飞迎敌！B大队随后跟进，待命升空！"
支援东大的缅甸空军，编制基本上和东大空军一样，只是在同单位飞机数量上，和东大略有不同。
比如东大一个大队通常装备十架战机，而缅甸方面则配备十二架另外在称呼上，则延用了英文称呼，如A大队、B大队、C大队等。
此时，接到命令A大队，十二架歼5依次滑出跑道，离地后迅速收轮，编队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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