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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皇帝荒Yin无度，朝***败，财政收入早已入不敷出。统治者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政府开销和军费支出，大量增发盐引，不断提高盐价，盐业成为国家财政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盐业专卖古已有之，本不算什么事，但是据《元史.郝彬传》记载“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这就有点过分了。盐税的收入是元朝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为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可想而知，当时的政府财政如此依靠盐税之后，一旦入不敷出，朝廷必然增发盐引，此时盐贩子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
盐引就是官府在商人缴纳盐价和税款后，发给商人用以支领和运销食盐的凭证。有了这个凭证则表明这些盐是官盐，否则就是私盐，是要罚没和坐牢的。
唐中期以前，私盐问题虽已出现但并不太大，与这一时期政府财政对盐税的依赖并不高和当时制盐技术不发达、制私成本较高有很大关系。而唐中期以后，政府对盐税的依赖加重，因此对盐税的控制也就加强了。随着制盐技术的进步和制私成本的降低，私盐和官盐的差价也就是盐税过高，足以使私盐贩子铤而走险。
盐税越重，盐价越高，官盐私盐差价越大，贩私盐的势必就越多。
泰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到盛夏都会遭遇台风侵袭，海潮倒灌。海水退去，原本千顷良田都变成盐碱地，当地农民苦不堪言。
没了能种庄稼的田地以后，为了养家糊口，张士诚从十岁开始就跟乡亲们一起在白驹场的官盐船上“操舟运盐”，依靠卖苦力赚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张士诚是刘行素的父亲刘启先的好友，字确卿，小字九四，家住泰州白驹场。至治元年出生，年龄比刘行素正好大二十岁。
他的三个胞弟张士义、张士德和张士信跟他一同撑船运盐，日子也过的也很辛苦。虽然张士诚自己家里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可是每当乡亲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
由于给官家运盐收入微薄，张士诚四兄弟和几个胆大的同乡一起做起了贩卖私盐的生意。他们在给官府运盐的同时，随身夹带一部分私盐，卖给当地的富户，依靠卖私盐这样才能勉强地生活下去。
白驹场的富户们知道他们这是贩卖的私盐，不但享受着低价，还经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压低盐价，甚至拖欠盐钱不给。前去讨要时往往是冷面以对，不但不给钱还将人赶出门外，并且护院家丁们对他们非打即骂，根本就不将他们当人。
由于身份低微，并且贩私盐是违法行为，如果富户做的不是太过分，他们还能够从中赚那么一点生活费，张士诚四兄弟也只能忍气吞声。毕竟这是自己赖以谋生的生意，一旦闹翻了，被官府插手他们都得被抓去坐牢。自己坐牢还好说，可是一家人的衣食从此无处着落，最终一家人可能都得饿死。
由于富户都有不少家丁，甚至还请了武艺高超的江湖武师作为护院，因此在争执中一旦动手，他们也经常吃亏。为了跟富户在争斗中不吃亏，张士诚特地跑到太湖旁边的缥缈峰拜出身少林的弘智禅师学武，跟随师父修习了两年，武功有成之后，回乡继续与三个胞弟一起贩盐生活。
这一天张士诚四兄弟人夹带了不少私盐，准备卖给邻镇程家大院的程员外。这是个新客户，他是当地的富户，家中有几百口人，一年消耗盐几千斤。张士诚经人引见给程员外，这一次给他们先送200斤盐试试，当时市面上的盐价115文一斤，谈好按照每斤85文计算，一共17000文，合十七两纹银。
张士诚和张士德两人将盐送到厨房卸下之后，来到账房取钱。账房先生说道：“张老板，不好意思，最近我们有一笔生意占了我们一大笔钱，今天的盐钱恐怕不能兑付。”
张士诚一看今天这个滋味不太对，于是说道：“先生，你看看是不是能够付给我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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