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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他在洛桑开始写，而在布尔顿——他夏天度假的地方——完成了那本《论文学研究》。
当然，这是好久之后的事情了——这本书1761年在伦敦出版，1762年又在日内瓦出版。由于该书以法文写成，而且主要谈及法国文学与哲学，在英国并未掀起骚动，而在欧洲大陆则被视为一个22岁青年极为杰出的成就。该书在历史的写作论上有一些极具意义的观念。“各帝国的历史是人类不幸的历史，知识的历史则是人类伟大与幸福的历史……一大堆的设想使研究的最后秩序在哲学家心中变成极为珍贵之物。”因此，“要是哲学家无法永远兼而身为历史学家，至少历史学家也该当当哲学家才行”——只不过这本看上去应该被高度表扬的学术著作，并没有引起海宁的注意，有一些机器仆人认为这可能是环球集团的损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吉本这作品仍然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海宁这一通俗易懂的观点给予了解释，那就是他的作品看起来有些吃力，所以他们不认为环球集团的出版体系有收入这本书的必要。而且，无论这样的失之交臂是吉本的损失，还是环球集团的损失，恐怕都不会影响他本人在这方面的自负，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吉本对他年轻时期的这部作品，可是自我吹嘘了很多次的。
在他那本《备忘录》上，吉本就非常自豪的说：“我从最早的青年时代就渴望有历史学家的特性。”他寻找一个能够容纳历史、哲学、文学的题目。18世纪，历史没有成为一门科学的借口；相反，历史倒宁愿成为一种艺术。吉本认为，他写历史时，能兼而身为哲学家与艺术家，以一个大规模的观点来处理几个大题目——这更像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的观点，因此海宁对于这个家伙的恶感也由此多了很多——还要使这一大堆杂乱的素材具有哲学意义和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