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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开国的前一二十年有，其他时候就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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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议论了会儿，便七嘴八舌地提问，又弄得大队长焦头烂额。
过了好一会儿，才算收集齐疑问，一一作答。
“屯垦的事是俺没说仔细——先说有人偷懒咋办？
屯垦时对各户是有最低工分要求的，如果最后得到的总分太低，就不能获得保底田地，只能获得后面按工分多少所分的田地。”
听到这话，那些担心被好吃懒做之人占便宜的百姓明显松口气。
显然，若没有保底的五亩田地，只分得工分田，是很吃亏的。
倘若有人偷懒，分田时总分不及格，能分到的田地绝对会很少。
“再说田地税赋的事儿——分完田地的头一年，只需二十税一；第二年开始，改为十税一。
大伙儿不要觉得多，首领说了，除了正税之外，义军不会在种粮食的田地上加征其他杂税。
另外，征发徭役时，义军不仅会给服役之人提供口粮，还会补给一定数目的工钱，而非像大明那边一样让大伙儿自备干粮去白干。”
刘升其实原本想要直接废除徭役的，却在李长文的劝说下改变了想法。
首先，征发徭役本就是朝廷集合民众力量做事的主要手段，如果放弃征发徭役的权利，很多事便很难完成。
况且，即便是后世的民众，也未必都是明理践行之人，更别提此时的民众了。
如果不能征发徭役，某些事即便朝廷出钱雇佣，百姓也未必愿意去做。
另外，朝廷做事需要的民夫都按市价雇佣，将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所以，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取消徭役就是自取灭亡。
最后，民众在享有国家赋予权利的同时，本就该担负一定责任和义务。
比如兵役，后世发达国家都没有废除此项。
故此，徭役只能减少、减轻，不可能完全废除。
至于说，田税定为十税一，会不会太高，让移民们不满意，刘升并不担心。
通过他原先的一些认知，再加上李长文等人的印证，他基本了解了大明此时农民的税赋有多重。
很多人一提起明朝农业税，就会想起三十税一乃至四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可为什么中后期农民负担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