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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之辈，陈恒倒不必过多叙述。只从伦理跳到学理上，陈恒费了不少心思讲述其重要性。
这段历史，陈恒旁引先秦至汉朝的历史。以始皇和汉高祖为两个节点。依次讲解了从学理到法理、治理的妙用。
“昔秦皇废分封设郡县，以集天下之力。方能修长城，征百越，开巴蜀，权制天下。高祖广封宗室为王，虽初定大汉社稷。却也导致各地藩王纳贤招兵，武帝登基时，更是叛乱不断，此乃当时之祸也。”
“是故武帝之后，尊儒术罢百家，此为学理之用。殿下……”陈恒对着求问的李俊继续道，“我朝疆域辽阔，百姓千千万。殿下如何得知上门求官的士子，孰优孰劣，孰对孰错？”
“看品行、看才学？”李俊问道。
这个答案刚说出口，李贽和李贤就皱紧眉头。显然对于孙子死读书的劲儿，很不满意。
陈恒却不好表露太多心思，只好继续讲述道：“夫子、荀子、诸子都为饱读诗书之人，品行亦是德高望重。为何不可大道同流，反而各辩春秋百年？”
李俊听懂了，所谓立场之难、见识之别，只在陈恒的三言两语中道清一二。他马上举一反三道：“陈大人的意思是，独尊儒家是为学理，为朝廷的治理铺路？”
“然也。”陈恒点头，“天下之士，各有不同出身、品行，才学更有优劣。如何颁布一套行之有效的学识、律法，以形成天下共识，朝廷治理天下时才能事半功倍。”
“上古时，人心淳朴，交通不便。是故周王分封天下，以全小国寡民之便。然春秋五百年之乱，可见分封诸王之后，人心思变，各有反复。非其先人不为贤者，实乃后世子孙手握权柄，自生反意。”
不要去考验人性，就跟不要随意试探下属的忠诚一样。一旦开了口，可能就是场不该有的兵祸。
所以翻开史书万千，潜藏在其中的，都是围绕一个权字。为了避免地方割据，就要加大中央集权。那要加大中央集权，涉及到的统一价值观和选贤任能的统一标准，就是重中之重。
不然上下级之间对同一件事，都选择固执己见、各执一词。一场嘴仗打到中央来，吵架的文书来去一趟数月，岂不是增加治理成本，白白耗费国力？
都知道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寓意，那如何让朝廷下派的官员，都有清晰的共同价值认知呢？如此才是武帝遵行董仲舒之法的原因。庸才不好点拨，贤才更难管束。要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和数万万百姓，难在一个标准和共性。
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是为此做准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为此做准备。
这是一条可以追溯的学理脉络，亦是从这条学理脉络开始。每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在这条标准上添砖加瓦。因为中央集权跟大一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大一统之后，要是瞎搞什么分封制，那就是胡闹。纯粹是拿着上古的国情，吹嘘当时的小国寡民。如今的国情，百姓数百倍于商周，光前明嘉靖、万历时期，统计的人口就有五亿之多。各地优劣不同，百姓生计亦不同。
岂可吹古薄今，只一味的强调选贤任能。如何选，何为贤，又不去言明标准。
“所以学理之用，就在于教化亲亲之和。江南之民此生未到过西北之境，如何劝其为西北之危难，为家国社稷抛生忘死呢？因亲亲之和，纵观天下便都是故土、故人。”
这样的论断，在一个过分追求圣君贤主的时代下，无疑是超前的。尤其是在各家大儒，都在吹汉武贬始皇的功绩时，甚少有人去了解两人背后的治理深意。
这，既需要超人一等的眼界和学识，更需要纵观古今的大胸怀。其后，陈恒继续拿着刘邦的例子举例。治春秋的士子，就是这点好。对历史典故，俱是信手拈来。
“殿下觉得，汉高祖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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