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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飙升到7元1角。
老百姓买不起，只有官府、富商与旗营满人才以煤为家用燃料。
若远离煤产区，烧煤更是奢侈。
最富庶的长三角，传统煤炭集散市场在扬州瓜洲镇，但老百姓用不起煤，瓜州煤的客户主要是不能停灶的餐馆与高温开炉的铁器铺。
大江南北老百姓的日常燃料千年不变。
长江以南多树林，有钱人家烧木炭，普罗大众烧杂柴、芦草与稻草秸秆。
长江以北童山濯濯，老百姓只好以秸秆为主要燃料。
秸秆不耐烧，搜集时更要深入闷热青纱帐，苦不堪言。
过了秋季，高粱秸烧完，只能将俗称“麦碴子”的麦秸锄出来当燃料。
华北烧大炕，需要热力持久的燃料，麦秸却是火小灰多。
若连麦秸都供应不上，只好将人粪与牛马粪晒干，充作燃料。
即使是首都级的大城市，也得烧秸秆。
在紧邻抚顺煤矿的奉天，老百姓以秸秆、杆干草为主要燃料。
本地文史记载东关柴草市“多数是高粱秸，还有榛子秸、豆秸、苞米
秸、高粱、松树挠等。草有谷草、稗草、茅草等”。
京城是用煤烧饭取暖的异数，京城西郊门头沟就是大片煤田。
但直到光绪年间，煤炭仍是京城老百姓烧不起的奢侈品，因为京西煤窑“僻在山陬，宅幽而势阻。
凡煤窑处所，尽在冈峦起伏之中”，只能靠骆驼驮运进城。
由门头沟到阜成门，全长不到50公里，但这区区50公里的驼运成本，使煤价翻了三番。
西山矿边买煤，1000斤白银2两，京城交货涨成6两。
只是京城里贵族、京官与大商户多，高端住宅流行烧煤，才撑起了京西“煤黑子”产业链。
庚子事变，大官富商出逃，京城煤炭业马上崩落。
京津老字号“成兴顺煤栈”于1900年开张，做煤炭零售生意，但“煤是笨重商品，又要长途运输，庚子事变之后，市面萧条，无人愿干这行生意，获利不多”，只能改行卖水泥。
要让老百姓用得起煤，关键在交通，尤其是铁路。
老李首先意识到铁路是煤矿成败关键。
他曾尝试开发磁州的六河沟煤矿，但磁州深处内陆，“运道艰远”，算盘一打，根本办不起来。要抵抗洋煤，只能开铁路，铁路却是当时的政治禁忌。
自强运动时期，舆论普遍认为“火轮车”是洋人的坏招
，同光中兴群臣一致反对开铁路。
李鸿章本人曾上奏议论铁路是“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的洋人阴谋。
直到1870年代，小本子引进英国技术开煤矿，不但机械凿井，更铺设运煤铁路，使产量激增，老李才猛然醒悟。
1876年，老李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到唐山，筹办开平煤矿。
唐廷枢不是科甲正途出身，而是英国怡和洋行买办，满身洋铜臭，与科甲官员格格不入，但他的眼界也与保守官僚大不相同。
果然，唐廷枢的勘矿报告由交通出发：
“天下各矿盛衰，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次审出数之多寡，三审工料是否便宜，四计转运是否艰辛。”
唐廷枢明确指出，煤矿成败在交通，更以铁路为中心，规划完整的海陆运煤交通网。
开平煤矿位于津门东北，距离京津市场70公里，若以牛车运输，成本过高，没有开采价值。
改以轮船海运，也要将原煤运到40公里外的小港芦台，运费仍然压不下来。
于是，唐廷枢慷慨提议铺铁路：
“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难振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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