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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正规军人出身。这其中一部分，是一战结束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他们在欧洲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深谙军队工程施工之道，山上那些纵横交错的“战壕”和“蓄水池”等就是他们的作品。此外还有一部分“定武军”（就是著名的张勋“辫子军”）散兵和“直皖战争”之后溃败的皖系官兵。
郭其才本来就是皖系的军人，故此跟当时仍同为皖系的冯玉祥下属的赵登禹相熟，也因此赵登禹上山时他们相认了出来。
据郭其才说，其实山上很多人对下山接受“招安”这事情很是期待。一来山上很多人本来就是军人，“落草”总不免跟自己原来的身份相比打了折扣。如果能够被“招安”重新当回军人，那自然是好事，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不过山上原来那些人，就是二当家孙美瑶为首的那些，总感觉需要加点筹码才好。也因为这样的内部分歧，跟山下的谈判暂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我对三当家对我这么毫无保留感到有点诧异，不过再想想，我是“在帮”的人，怎么都能算“自己人”；而且明显我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翻译），双方对我还比较满意，因此要谈成是绝对绕不开我的……就是不知道到时我那份赎金是不是可以免了？
6月12日这天一大早，我跟随下山的队伍来到了一个煤矿公司——这次的谈判地。
令我惊奇的是，这次跟随队伍的居然还有“肉票”里的另外一个中国人。后来三当家悄悄告诉我，这人居然是袁世凯的女婿，这次也作为“牵线人”出席了。对于这个我倒没有多大意见，反倒是多一个“牵线人”对我来说不是坏事，起码压力分担出去了。
到场以后，有个军人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想起了，这是那天当“翻译”差点儿出丑被我救场的那位常副官。
“孙公子，”常副官微笑说道，“山上还呆的好吧？”
“不错，”我也报以微笑，“托您的福了。”
“那就好，”他走近我忽然小声说道，“那天孙公子告诉我外头有个“点子”，被我逮了。”
啥？真有“点子”啊？我那天可是为了缓解气氛顺口开河的啊……
“那“点子”似乎是山上的，”他继续说道，“似乎有人想对你不利。”
听到这个我打了个寒战。
“那……他人呢？”我小声问道。
“在班房里，”他说道，“孙公子看是不是……”
他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虽然吧，这家伙是要对我不利的……不过我也实在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
“不用了，”我沉吟道，“麻烦常副官把他放回去，就告诉他“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最好都机灵点儿，不要搞砸了这生意。”
常副官又微笑道：“孙公子此法确实比较得当。”
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忽然哪儿来的自信，说话说得这么老神在在的样子……也许是在山上呆久了？
谈判过程，乏善可陈，我也不想复述了。
反正最后是得出了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结果。
协议商定：围剿抱犊崮的政府军，一律撤回原地；北京政府答应招编孙美瑶部自卫军3000人，并付款8.5万元。在协议签订的同时，北京来的“总统府”美籍顾问安迪生以调查人的资格与自治军“老当家”孙桂枝互换了保证书，以示双方的诚意。安迪生在保证书上表示：“愿担保诸弟兄受抚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受编之后，所有规定饷项由政府按照阶级按月照发。”孙桂枝在保证书上也声明：“从此之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作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
于是这次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就以这样的和平方式圆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