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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年间，红薯已经成为下层百姓日常食物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发生水旱灾荒的年份，它更成为了救饥度荒的救命之物。
当时，一些具有远见的地方官员逐渐认识到红薯在农业中的重要性。
乾隆十二年，安徽巡抚潘思榘提出要求全省种植红薯，表达了对这一作物潜在价值的认知。这也是因为在清代，红薯在养活亿万下层百姓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相较于传统的小麦和大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红薯不与其争夺土地，其种植技术相对简单，对气候和雨水的要求也较低。因此，红薯在中国南方的山区和水草丰富的地方大受欢迎，成为满清代农业的一项重要变革，成功养活了亿万百姓。
然而，红薯作为一种主食，虽然功效卓越，但亦有其弊端。食之无度，最终变为红薯的奴隶，面黄肌瘦，精神萎靡。
这与过度食用引发的身体不适密不可分。番薯本身富含钾元素，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导致心律失常、胸闷等心脏问题，对肾脏也可能带来不良的影响。
更为复杂的是，红薯的口感偏甜，容易让人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
食用过多会对消化系统产生负担，引发胃酸过多，甚至诱发胃溃疡等胃部问题。这些健康问题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一旦陷入其中，很难摆脱，特别这时代医疗水平低下。
虽然一些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尝试使用化肥来缓解，但效果有限且无法彻底解决。红薯虽然是一种耐贫瘠、适应性强的作物，但对于人体的影响依然需要慎重考虑。
自始至终徐心然都没有想把此物成为主粮，而是定为只是副粮罢了，用于丰富民间的食物而已。
也是给灾害之年多一种生存能力，不管怎么说的确容易种植，产量又不小。
老百姓没有吃的了，哪管三七二十一，有的吃就不错了，毕竟能活着。看看北方现在灾情，就算有一点绿色的都被吃的精光，易子而食也不只是在故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