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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自己的势力，于是亲赴钱宅，商议英宗后事。此事看来很是平常，但在当时却属内外官结党，罪在不赦。偏偏钱溥与大学士陈文比邻而居，二人素来交厚，如钱溥请陈文-起共商大计，或许结局大不-样。但钱溥计不及此，或者心有顾忌，想背着陈文，但行踪却为陈文所窥伺。
尽管陈文与李贤有矛盾，但毕竟资历较浅，居李贤之下，也并不委屈。今钱溥将自己甩到一边，与王纶密议，一旦人阁，岂不又多一政敌?为自身计，陈文和李贤结成了同盟，共同倾轧钱溥。
而王纶急不可待地觊觎司礼监，又直接触犯了掌印太监牛玉，这是英宗晚年最为信赖的宦官。致命的是，王纶、钱溥未能抓住朱见深这座靠山，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引起了朱见深的不满。英宗大殓的这天，皇宫内外上自天子、下至旗校内使，均穿缞服，以示对大行皇帝的哀悼和怀念。其时天寒地冻，王纶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有意显露，却在缞服之外套了--件貂裘。朱见深一眼瞥见，心中甚是不快。牛玉乘机历数其过，最大的罪状自然是交结钱溥。朱见深此时已得李贤、陈文的奏告，只是未作处置。王纶一不谨慎，撞在枪口上。朱见深即命将王纶、钱溥下狱，并追究同党。
钱溥降广东顺德县知县，成化十八年后起掌南京翰林院事，进南京户部尚书，此时的钱溥正在等待章子俊的接任，才可致仕。可是大半年过去了，新任南京户部尚书章子俊没有去上任，这可让朝廷下不来台。
都察院都御史赵桓，佥都御史吴兆恩，六部给事中刘柄誉，王书桓，张峥、吴议、黄陶等官员纷纷参劾章子俊目无皇法，犯令抗旨，应该抓捕下狱。
誊黄右通政严祖兴出列道：“平安伯是能臣也，榆林道离不开他，目前鞑靼小王子率部落潜往大同近边营，扎营长达三十里。四月前皇上刚刚登基就遣使一千五百余人说是请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后然皇上诏许五百人至京师后，前两月又来，下官以为自此以后，小王子屡以入贡为名，沿边骚扰，且出没河套地区，这样的话西北边境再度紧张。朝廷又要增派守备及内宦驻守，吐鲁番也对哈密虎视眈眈，哈密危矣，此时如果把章子俊大人调往南京，河套会被鞑靼再度侵占。那么刚刚建立起来的西北产粮区河湾又变成了鞑靼人的牧场，榆林危矣。”
严祖兴的这个对奏可谓是一针见血，让大多数朝臣似乎才反应过来，内心也嘀咕起来，难道章大人不去南京户部跟榆林边关有关？看来问题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此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的马文升出列道：“成化以来辽东激变，西北边事荒逐，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
马文升对西北边关之事最清楚，可以说当今大明朝堂中无人有马文升这样的理解。对边患自有主张。马文升对憎道官很厌恶，这跟马文升在成化年时任左副都御史巡三次抚辽东有关。成化十四年时，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
再次被起用后，入朝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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