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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涿鹿区的职位是兼职。方便他们以储相的身份，推进涿鹿区改制。
三人还加入了礼法研究中心，研究重制礼乐。
可以说皇帝对他们寄予厚望，为将来全国改制做准备。
卫尉署署长，由李若琏担任。此人是这一科的武进士，父亲还担任过锦衣卫百户。被朱由检授予从七品少校尉，署理涿鹿区卫尉署署长。
主持这一科武举会试的陈仁锡，也被授予正六品护军大校，担任涿鹿守备区护军。
涿鹿守备营的军职，则是从涿鹿三卫的世官和军士中，选择有能力的担任。
涿鹿区三署下属的官吏，有的是从京城三城区选调，有的是这一科的进士或副榜，或者愿意做吏员的秀才。
刘宗周被任命兼任顺天府治中，专门负责涿鹿区，筹建涿鹿区谘议会。
可以说，朱由检把涿鹿区的大权，尽皆放给了他们。看看他们能做成什么样，能不能摸索出新制度，作为治理天下的范本。
这让刘宗周很是紧张，知道涿鹿区改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关乎重制礼乐。
这是他押上名声甚至性命要做的事，由不得他不慎重。
因此，他这几个月，不断在京城和涿鹿区之间往返，甚至把自己的弟子陈洪绶、黄宗羲等人，都派去涿鹿区盯着。
涿鹿区发生的大小事，都会通过驿道，快速送到他案前。
陈洪绶是他的学生，非常擅长书画，但如今只是生员。他不怎么愿意当吏员，刘宗周给了他个涿鹿区资政的身份，作为耳目帮自己盯着那边。
黄宗羲则是在除服后，又来到了京城，在京城太学学习。
他在祖父黄曰中的教导下，不说放弃了仇恨，情绪却平和了许多。
刘宗周对他的变化感到满意，时常派他去涿鹿区，帮自己考察那里。
黄宗羲对此颇感兴趣，写了很多有关涿鹿区改制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面。
这让涿鹿区的事情更受关注，吸引了很多人注意。
尤其是京城各大学堂的大学生，没有课程的时候，最喜欢讨论这件事。
张溥敏锐地认识到涿鹿区的潜力，请示皇帝之后，在《明报》上开设了涿鹿区专版，邀请士子讨论。
这些士子提出了各种设想，其中颇有一些被采纳，甚至被文震孟邀请，让他们去涿鹿区做调研。
顾绛、也就是后世有名的顾炎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邀请去涿鹿区。
他今年只有十六岁，但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就考上了秀才。因此得以有资格，参加各大学堂联合考试。
在经过初试、复试之后，他和同窗归庄，都考进师范学堂。如今在孙奇逢门下，学习为人师表。
和他一样的还有不少，方以智、朱之瑜等人，也是同样选择——
孙奇逢再怎么说也是举人，能够在学业上指导他们。
选择其它学堂的很少，也就傅青主这样的秀才对医药颇有兴趣，选择考取太医院医药学堂。
内府监工商学堂、少府寺文思学堂选择的人最少，甚至都没有招满生员。
很多秀才宁愿去海军学堂从军，都不愿去当工匠。
顾炎武来到京城后，遇到了很多同道。因为当今皇帝登极后风气的开放，京城出现了很多新事物。他和归庄的“归奇顾怪”，在京城也算不上什么。
甚至他和归庄还因为文章写得好，在报纸上如鱼得水。
这次，他就因为一篇有关涿鹿区改制的文章，在黄宗羲提议下，被文震孟邀请去涿鹿区做调研。
顾炎武来到涿鹿区后，对涿鹿三卫的改制，有了很深体会。回去后就写了一篇《军制论》，认为“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甚至公然说出“高皇帝之法亡矣”，建议把不能胜任的卫所军人田地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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