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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一看，她的母亲要去厨房帮自己拿绿豆汤了，就一把拉住了她母亲，说：“好了，好了，我自己会去拿，我知道X是客人！”
我望着她们母女儿之间的这一幕，突然一股暖流从我的心底涌起。
二年多前，我来的时候，Z的母亲还曾暗示我Z的表哥在追她，以此来试探我。
而今天，我的身份居然已经从Z的同学变成她的客人了！想必她已经知道了Z和我的关系，并认可了我。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只是我这个“毛脚女婿”实在是太“寒酸”了一点。
“毛脚女婿”是上海话，意思是还没有正式结婚的女婿。
现在，“毛脚女婿”上门，哪个不是大包小包的？
而我那时，每次去，除了一个书包，什么都没有，书包里装的还都是一些翻烂了的教科书和作业本！
不过，Z的父母都是大学生，我的父母也都是大学生，我和Z又同在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虽然不是正规高校，但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因此无论从我们二人的家庭背景，还是我们二人，都真的很般配，甚至连生的病都是一样的——我们二人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
......
决赛的一天终于到了。
那天的大赛答辩规定所有的答辩老师不能是来自高校的，而是来自各个研究院或研究所。
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作弊——免得偏袒自己学校的选手。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通过让工作在第一线的专家们来客观地检验一下这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的成色。
答辩委员会的主任是当时中国自动化学会的会长吴箐伟，他同时也是机械工业部上海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
答辩大会主持人是当时的中国自动化学会秘书长吴炳昌。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的大赛上得以认识中国自动化学会的会长吴箐伟和中国自动化学会秘书长吴炳昌这么二位在当时中国自动化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对我日后的人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大赛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前来观摩大赛决赛的除了国家和省市教育系统的一些领导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大学的一些老师，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全国一些辅导站的辅导老师。
毕业设计大赛组委会还允许参赛选手的学校选派一些学生前往观摩助阵。
因此我所在的上海老湾区教学点有几十位同学前来为我加油。
决赛的场地安排在上海的“小剧场”，即原上海歌剧院实验剧场，由于剧场不是很大，作为答辩大厅的剧场内座位有限，因此来观摩加油的同学们只能在后排或过道上站着。
一眼望去，只见答辩大厅中坐着的，站着的，挤满了人。
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Z。
不知是她的目光如此特别，还是所谓的第六感觉，反正我总是能在芸芸纷扰的人群中感受到她的存在！
她的目光永远是那样的清澈和充满了期许——仿佛在等一个已经爽约上千年的挚友，今天，她那微笑的嘴角仿佛在说：“我相信你，加油！”
“
我是第一个上场的。
为什么安排我第一个上场？不知道。
也许，那天参加决赛答辩的四个项目中，只有一个是基于微型计算机的，而微型计算机那时还没有被列入大学的教育大纲，因此可能评委们出于好奇心而很想知道这个项目的成色究竟如何？
也许，在四个参加决赛的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是来自名校的，甚至不是来自一个正规的全日制高校，因此评委们好奇这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杀进决赛的？
答辩开始了......
答辩小组专家的提问一个接一个，问题也越来越专业。
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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