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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武时，告发藩王可是一件需要非常慎重的事情。
法律章规定藩王有不法之事，风宪官不得轻易奏闻，庶民更不许告讦诸王，任何触犯者皆处以斩刑：
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风闻王有大故，而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
凡庶民敢有讦王之细务，以逞女干顽者，斩。徒其家属于边。
靖难以后，朱棣在事实上完成了建文帝想完成但没完成的事情——削藩。
当然他削藩的手段和耐心是远比朱允炆要多的多。
在朱棣之后的皇帝们也延续和加强着削藩政策，变成了今日所看到的严苛的大明藩禁政策。
在这一系列的削藩手段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手段就是鼓励告发藩王。
这个鼓励具体是指告发藩王如果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那就给予肯定、施以奖赏或擢升官职，如果发现你是诬告，那事情也不大，惩罚很轻。
朱棣就是靠着这个手段抓各个藩王的小辫子，进行零敲碎打的削藩。
画风如下：
哎，我亲爱的代王弟弟，有人告发你服饰僭越了，而且你代王府里的承运殿修的比北京的奉天殿还高一点。咱们是亲兄弟，你四哥也不愿意就这点事惩罚自己的亲弟弟，但是四哥现在是咱们老朱家的当家人，底下那么多人看着呢，你四哥我要不做出点表示，底下的队伍都不好带了。你得理解你四哥的苦衷，咱们是亲兄弟，惩罚你太重了四哥也不忍心，所以就算罚你也不会重罚你，你现在有三个护卫（一卫满编6000人），咱这次就削掉一个，这样四哥就能给下边人交代了，你多多理解四哥的难处。四哥这恰好有蜀中送来的二百匹上好的蜀锦，四哥这就给你送过去一百匹做衣服，谁让咱是亲兄弟呢，四哥一有好东西就想起你这亲弟弟了。
历代皇帝就是通过类似的手段温水煮青蛙式的把各地的藩王变成了养在王府里的猪。
而且很多藩禁政策都是打着为藩王好的名义制定的，比如宣宗皇帝听闻赵王朱高燧经常微服出府在城中游玩，就下旨说害怕白龙鱼服之时为女干人所趁，所以命赵王每次出府必须带着全套仪仗。进而推行全国，说是在关心藩王们的安全，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监视藩王。
一开始大家告发藩王还都比较矜持，手里面怎么也得有点实际的证据才会去告发。但对告发者的奖励让事情开始失控了。
对告发行为的认可和鼓励，导致出现捏造是非和诬告的现象。
动动笔杆子就能升官发财，那就编点东西告发吧，也许这个藩王恰好有这个问题呢，那不就撞大运了，反正就算被查出来是乱编的惩罚也不重。
所以在宣宗之时对藩王的诬告就成风了，宣宗一开始还不以为意，乱编的怎么了？乱编的也能用来敲打各地藩王。
但是凡事都过犹不及，这么多的诬告让朝廷受不了了，根据告发去调查藩王也是需要人手的，朝廷上上下下有很多事呢，宗藩事物只是其中的一小项，我哪有那么多人手给你去调查啊！
告发的内容合到一起，那全国上下的藩王不是在谋反就是在准备谋反的路上，但现在各地藩王什么样，朝廷心里没数吗？都被卸下了尖牙、利爪和厚皮，成为了一只只人畜无害的白白胖胖的家猪了，你说他们都要谋反，说实话他们没那个能力你知道吗！
严厉的藩禁是为了解除和防止藩王有造反的能力，不是为了杀死所有藩王，他们毕竟都是皇帝的亲戚，古代都注重宗族嘛。
而且告发引发藩王普遍的恐慌，导致藩王人人自危。
所以正统以后，诬告作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基本结束，仅作为个人恩怨报复而存在。
但是告发藩王的不法行为被当做一种常态化的制度被保留下来了，需要实际的证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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