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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5年2月3日）
重逢木兰姐的第二天，我就带着那个杯子去了四区的医院。
我在医生办公室里找到了瓦西里。他惊讶地看着我：怎么了？你有什么不舒服？
我说：有件事，我不知道应该找谁。
我拿出那只杯子。我说：我怀疑有人在这个杯子里的饮料里下了什么药，应该是有毒的，我怀疑是什么细菌或者病毒。可是我那里的食品测不了这个。不知道你们医院是否有这样的检测设备。
他说：你说里面有细菌或者病毒？
我说：目前我只是怀疑。
他没有追踪问下去。只是思考着，同时看着我。
我说：不行吗？
他说：你放着吧。我们这里也没有这样的仪器，恐怕要送出去检测。
我说：你是说托送件的人送出去？那可不行，这件事情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说：我知道。我有人可以托。你放心吧。
我跟瓦西里虽然接触不多，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不会害人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担着一份心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的担心也一天天地增加。
当然了，瓦西里完全可能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早就忘掉了。
也许他随手就把那个杯子扔掉了。
但我的感觉告诉我，他不会的。那天，他没有多问，但是他的神色里有一种沉重感。
可是，毕竟日子过去得有点太多了。
这期间，我到医院去过两次。到医院里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注意。到了大堂里，你不去挂号，直接往里面走，一般也不会有人问你什么，因为你可能会直接去找某个医生，也可能会去探望某个病人。这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跟我有脸熟的关系，他们见了我都会点头微笑。我不问他们什么，他们也不会问我什么，反正多问一句就会多一些麻烦。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见到瓦西里。他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没人。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在过道里见到了梅根。她站了下来，看着我。我说：看见瓦西里吗？她说：他有几个星期没来了。我说：他自己生病了？她说：应该不是，他经常不在医院里的。有时候是出诊，那也许当天或者第二天就来了。有时候他一走就是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我的一个小姐妹说过，他和另外两个医生经常到中心医院去的，也许是那里缺人。我从来就不多问。
这第二次就是最近的事，也就是三天前吧。
今天傍晚，我从实验室出来有点晚了，可是我有些累，我想先回宿舍躺一会儿，然后到餐厅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吃些东西。
在我推开宿舍的门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来回推拉了几次这门，一张小纸片露了出来，应该说露出一个角。我按着这个小角，拉出来一张折叠着的小纸片。只是对折着的。可是由于这纸片本身就很小，所以不多拉几次门还看不到它。
打开这张小纸片，我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医院里给病人写下次诊疗日期的专用纸片。纸片上方印着“第四研究所西区医院”几个昂语词。
纸片是空白的，两边都是空白的。
我走进洗手间，放了一点水，浸湿了这张纸片，然后对着灯光看。但纸片仍然是空白的。
我不吸烟，所以也没有打火机。否则我会再试着用火来烤一下看看。
搞得像谍战片地下斗争似的，我想。
是谁呢？这么谨慎小心地发出一个信号？我想，反正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地点。至于是谁放在我的门下面的，也许到那里就知道了。不是梅根就是瓦西里。
于是我直接就去了医院。
我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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