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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奏效，太武帝闻奏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奉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于是“天师”“帝师”，一齐拥来；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食，精神奕奕；扶乩请神，天相多多；画符镇灾，希冀太平；讲经论道，施术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发布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幼不好儒，成为缺陷；崔浩有求必应，急需应用，稍稍弥补了自己的儒学空白的短处。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寇谦之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显神手，积极参加北魏的军事行动。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亡，其子赫连昌继位。对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见不一。崔浩主战，长孙嵩主和，太武帝倾向主战，意志不坚定，特请来寇谦之“天师”决定吉凶。寇谦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见，认为大夏历年穷兵黩武，民心不安；又新丧国君，政局不稳。如出兵征伐，定会一石三鸟，取得胜利。于是，寇谦之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利。后对太武帝说：“此战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兴，于是亲率一万八千轻骑西征，结果大挫西夏元气，俘敌军数万，缴获牲畜十几万头，虏夏人万余家，凯旋而归。
寇谦之以其道术、法术和权术、谋术，连连相扣，术术应手，终于在北魏，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国师”之梦，如愿以偿了。
推行新道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轰轰烈烈发展着。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下诏给寇谦之及其弟子授予***显爵，寇谦之谢绝了。太武帝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于是，让“天师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太武帝还下令，为寇谦之师徒在京城东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坛”。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给衣食。道士、道徒每日“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每月举行一次“厨会”，有数千人参加，费用由国家供给。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应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种规制。如文成帝拓跋浚于兴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坛，亲受符箓”。
寇谦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民间多信佛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因崇奉道教，再加上崔浩及众道士的挑拨，太武帝决意灭佛，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北魏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己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己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况且新天师道吸收不少佛教义理，二者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胡汉贵族崇信佛教，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寇谦之意识到他目中无人，必然会招致杀身之祸，因而刻意与之保持距离。
寇谦之不仅想到崔浩的未来灾难，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现状，他以太武帝名义修建“静轮天宫”，因“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终年不成”，而招致大臣们的非议：“寇谦之想以无止境的时间，办不可能办到的事，费损财力，疲劳百姓，恐怕不太合适吧？”太武帝也认为无不有理，寇谦之很清楚这个内情。他还意识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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