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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有人敢娶她。徐天宇只知道外公姓孙，但具体叫什么他就不知道了，他也从来不敢问妈妈，怕妈妈提起外公又会伤心落泪。
但是，徐天宇知道他外公当年是个小军官，后来随上司率部起义，再后来就安排在全育县农林局的一个林场工作，这期间结识了食堂一位女服务员，产生感情后，经组织批准结了婚，生育了独生女儿，就是后来徐天宇的妈妈孙尚莲。
因徐天宇的外公在林场工作表现较好，又能写会算，不久就被调到县农林局机关的后勤股工作，全家也都搬到县城农林局家属院居住，正好与刚从部队转业到全育县任副县长兼农林局局长的徐天宇的爷爷徐荣光住在一个大院内，成为了同事加邻居。那时，孙尚莲比徐邦明，经常跟在徐邦明的屁股后面玩，一直玩到徐邦明下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一天夜里，徐天宇的外公突然消失了，下落不明，工资停发，他家的生活当即困难起来，只能靠政府救济以及徐天宇爷爷的资助来维持生活。实际上，当时徐天宇爷爷徐荣光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却要养人，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确实不易。后来两个孩子先后毕业到农村了，家庭的负担才相对轻一点。再后来徐邦明也进厂当了工人，有了工资，家里生活就好多了。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爷爷徐荣光也从县政协主席的职位上离休了，妈妈孙尚莲也回城安排了工作，爸爸和妈妈当时结婚时家庭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虽然添了两个孩子（还收养了一个女儿），而家庭生活还算平稳。但是，随着企业效益下滑，工厂也时常发不出工资，家庭生活又困难起来。而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又因原来在纺织厂长期站立工作，被查出得了严重腰肌劳损和股骨头坏死病，举全家之力治疗，但因缺钱，只能在本县医院医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最后还是残废了。妈妈含辛茹苦几十年，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徐天宇感到自己这个做儿子的没有尽到责任，枉为人子。
客车终于到站了，这是徐天宇最熟悉的车站，他下车出站，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坐上后直奔县农林家属院。下了车，徐天宇付了十块钱车费没让找钱，就提着大包小包进了家门。
徐天宇家住的是独家小院，占据了大院的东南角，坐北朝大瓦房，西侧是面东的三间平房，院内青砖铺地，有各种花草树木，院门向外开，出入不用走大院的大门。前些年按照国家政策，居住的公房都进行了房改，现在房屋的产权已属于爷爷和爸爸两家所有。可能是因为到了中午时分，小院内阳光灿烂，家人怕被太阳晒，都躲在了屋里。
“我回来了。”徐天宇双手提着物品站在院子中间，大喊了一声，这才看老人都吃惊地从各自居住的房间缓步走出来，都在愣愣地看着他，好像是陌生人一般，他此刻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想想自己作为这个三世同堂七口人的大家庭的未来希望，一走数月不归，真是愧对各位长辈了，这次回来一定多陪陪他们，不然就更生分了。
徐天宇想到这，他连忙丢下手里的东西，首先跑到厨房门口，抱住还在发愣的妈妈，亲切地说：“妈妈，我好想你。”
孙尚莲正在做午饭，她手里还拿着锅铲子，听到儿子的声音，出来看见果真是儿子回来了，她已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了。
徐天宇看着妈妈略显苍老的脸，心痛地说：“妈妈，你先歇息一会，等我见过爷爷奶奶，就让我来做饭。”他说完就离开了厨房，又去分别见过爷爷、奶奶、姥姥，最后去见了爸爸。他爸爸还是穿着那套油腻腻的工作服，手上的油污还没能完全洗净，估计他已经习惯了，如果真洗干净了他爸爸反而会觉得不适应了。
徐天宇收拾好礼物，把它们都放在堂屋客厅的沙发上，又快步来到厨房，看见妈妈正在炒菜，就接过铲子说：“妈，你去歇息，我来炒菜。”妈妈不情愿地离开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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