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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职业士兵，普通老百姓变得只有农，没有战了。”
“原来是这样，可是，如果真的是崇文抑武，不会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么？”
“正因如此，我才将军队，分成了防卫军和护卫军啊，防卫军是归朝廷的，是一定要以文治武的，战斗力下降，也是必然，我们也只能是从武器装备上想办法，说白了，仗着咱们大汉有钱，就砸钱便是。”
杜萍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将军队交给安利号就可以了呢？”
“很简单，因为考核难道，也因为KPI，更因为惩治贪腐的成本。”
“啊？”
“这个啊，解释起来就难了，比如说，如果现在天下大旱，国库又有些空虚，这个时候有人上了一道奏疏，建议让扬州的百姓改稻为桑，将稻田改成桑田，再由徐州运送粮食给他们吃，而产出来的桑可以养蚕，可以缫丝，织绸，卖出了钱，既可以给国家交税，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能得到改善，你说，这是良政，还是恶政呢？”
杜萍闻言想了想：“自然是良政。”
“错，这是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恶政。”
“这是为何？”
“这天下的政策，从来都不在于如何草拟，而是在于如何执行，执行如果不能到位，再好的政策念出来，经也是歪的。”
“就说这改稻为桑之事吧，最大的缺点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缺少反腐系统。”
“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两面，改稻，就是成本，而为桑，就是收益，如果两件事的主体都是百姓，那倒也罢了，可如果改稻的成本有百姓负担，为桑的收益由富户官吏所收取呢？”.Ь.
“如果缺少改稻所需要的粮食呢？百姓如果不信任朝廷，不肯去改呢？”
“朝廷，什么是朝廷？朝廷就是一块牌匾，只要是身穿官服的人，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代表朝廷，代表朝廷，就有着强制性，到时候他们做任何事，都大可以说一句，这是为了改稻为桑，改稻为桑利国利民，乃是国策。”
“朝廷公信力在的时候，或许还好，可公信力不在的时候呢？老实说，公信力这个东西，在，那是特殊情况，不在才是常态，到时候任凭上面怎么说，如何让他们改，他们就是不改，又该如何？”
“说得再直白一点，朝廷就算是真的让利，真的割肉，真的要把这些钱给百姓，可如何才能够保障这些钱可以层层过手，最后落到百姓手里呢？”
“呵呵，夫人，你我皆是社会底层出身，这天下的好事，从来，也没有往平民百姓的头上落的时候，往往在落下之前，就已经被上面的人给抢走了，反倒是做事的成本，上面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推给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
“社会，就是这么个玩意，坏人往往总是比好人，老实人，就是要被占便宜的。”
“所以如果朝廷真的要做这改稻为桑之事，首先，需要在徐州买粮，可谁去买呢？是不是要派人监督？可是又要谁去监督那些监督买粮的人呢？”
“最麻烦的是分田，一户人家，到底有多少田亩，需要丈量，丈量得多了，朝廷就吃亏，就要多给补偿，丈量得少了，百姓就吃亏，改稻为桑就做不下去。”
“更何况，如何确保这些钱能真的到百姓的手中呢？还是需要监督。”
“田有良田，有中田，有贫田，有些田能种桑，有些田种不了桑，如何划分？”
“其实只要是这分钱之事，自古以来都是一样，钱是固定的，有的人多分，就一定会有人少分，如何分钱是一方面，如何保障下边的人按需去分，有权力的不趁机多分，又是一方面。”
“而为了防范腐败所多产生出来的这些钱，就是反腐成本。”
事实上据秦宜禄所知，防腐成本的这个事儿，其实是极其魔幻的，据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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