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鹉盈利就不同了，职员们的劳动价值水涨船高，给他们增加薪水福利是必然之举，而他们当中真正的人才要给予更好的待遇，提成、分红，乃至股份。”
“我在上海没有听说有哪家企业给普通员工高薪福利，倒是听说过给高级职员发放花红，好像南洋兄弟烟草会发花红，荣氏只有年终双薪。”
孙树莹想了想，补充道：“还有永安百货，只给员工提供宿舍、诊所，没有分红。这三家都是上海滩的大企业，待遇算好的，其它小企业的待遇只会更差。”
冼耀文瞥了孙树莹，“看你人长得眉清目秀，貌似好人，没想到心肠如此歹毒。”
“讨厌。”孙树莹娇嗔道：“不要对我人身攻击。”
“好，好，不攻击。”冼耀文摆摆手，不疾不徐道：“说到内地的企业家，只有清晚期短暂出现过，晋商、徽商等商帮有银股身股，大家同心协力把生意做好，赚了钱人人有份，既有东方的仁义，又有西方的股份制思想。
到了民国，1914年颁布的《验契条例》推动地权流转，农村的土地兼并比晚晴更为激烈，失地农民增多，不管南方北方，大量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存，只能进入城市讨生活。
就是那个时期，大量的农民涌入上海滩，他们的诉求很低，只求一口吃的。
同一时期，一战爆发，中国侥幸遇到发展工业的好机会，有点见识的地主、买办纷纷召回留洋子弟，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
单说上海滩，一边是不求便宜，只求快的欧洲订单，一边是只求温饱的失地农民，高利润、低成本，会几句洋文能同洋行沟通就不愁没生意做，彼时创业比较容易成功，所谓的企业家，大多诞生于那一时期。
一战结束后，徽商后裔和晋商票号家族纷纷将商业资本转投土地，晋徽两地的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没了欧洲订单，一些工厂面临倒闭，地主的儿子将赚的钱输送回农村，买更多的土地，地主成大地主，诞生更多的失地农民。
老地主实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又有新地主诞生，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你说的无锡荣氏家族购置土地3万余亩，南开大学拥有学田1.2万亩。
他们或占或买的土地，欲作何用？
种粮食无偿发放给饥民，行扶危济困之举？”
冼耀文呷了一口酒润了润嗓子，接着说道：“1929年，长江三角洲出现"不在地主"现象，就是地主不在农村居住和耕种土地，而是居住在城镇，通过收取地租来获取收益。
江苏南通出现了"公司化土地"，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附属垦牧公司大量兼并土地。
同年，广东"二地主"阶层扩张，转租规模增长40%；浙江乡镇长中地主占比达72%，长中地主就是拥有土地50亩至200亩之间的地主；四川军阀防区制下新绅地主崛起。
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数据表明，佃农家庭粮食自给率仅61%，其余佃户需要借粮度荒。
接着就是抗战，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农民只求不生活在沦陷区，求活命。
以山城为例，抗战时期流行包工制，工厂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间接管理，形成"工厂、包工头、工人"的三层雇佣链，或者可以说是剥削链。
理论上，包工头从工厂领取总工资，层层截留，通常抽取30%-50%，山城兵工厂的案例更是达到了60%，剩下的才是工人的真正工资。
而工人想找工作，需要给包工头介绍费，通常为1至3个月的工资。
工人若是工伤，工厂会以非直接雇佣为由拒绝赔偿。”
冼耀文讥讽一笑，“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包工头或是工厂主的亲信，或是帮派份子，背后站着国府的权贵。无论哪一种，工厂主都可以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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