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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包干的方式，工分总额不变。
一天完成和两天完成的工分总额都是100个工分。”
刘长远问道：“这个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梁海涛回答：“是袁姗姗，就是袁启亮部长的女儿，当年她是坪乡知青农场的知青队长。自从知青农场的养猪场和厕所建起来之后，每个月都得掏一次粪池。
一开始郭书记还不同意她的提议，说这是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
问题是不这么干，没人愿意下到膝盖深而且臭烘烘的池子里掏大粪。包括那些从各个生产队抽调来的青年农民都不愿意干，一天下来浑身的臭味，用香皂冲洗三遍，三天都消除不了。
后来姗姗只能征求我、邱明仁、潘毅的意见，我们决定不让生产队知道，自己偷偷搞。
没想到这么一搞，大多数男知青积极性都很高，最后不得不采取抽签轮流的办法。
八个人干完，每人可以拿到十几个工分，这一天一块多钱了，比平时干活一天多了三四毛钱。
而且只要搭配好，又快又轻松，就是身上臭一点而已。
两人高个子在池子里往上抬粪桶，两个矮个子在上边拉，另外四个人负责挑到后山施肥，通常不到一天就能完成任务。对于力气大的，六个人就包干了。”
刘长远沉思片刻说道：“在以往的观念中，很多人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最根本的是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带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纠正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长期存在的缺点，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
梁海涛接着说：“还是拿坪乡知青农场举例，在1976年那场双抢之前，74届之前的老知青因为招工走了一大批，就剩下我、邱明仁和潘毅三人了。这个时候，农场里的十几名从各个生产队抽调来的农民青年都得回原生产队帮助双抢，而像谭小红他们76届的二十几名新知青刚来农场什么都不会，真正能干活的就剩下袁姗姗他们75届的二十几个人和我们仨。
马上就要投入紧张的双抢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可亩水稻田啊！不仅得收割，还得翻田、插秧。把袁姗姗着急的嘴上都起了大泡。
为了充分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袁姗姗和我们仨商量之后，认为只能而且必须采取包干到组的办法。”
“包干到组，你们是怎么干的？”
“这件事情当时还得瞒着生产队，否则传到郭书记耳朵里，肯定不让我们这么瞎胡闹。
我们四个人花了三天的时间，亩水稻田根据面积大小和水田深浅，分成了十三块。
最后决定由两个老知青带两个新知青组成一组，每组派一个人抽签，抽到哪块就是哪块。
每一组完成任务就可以计2000个工分，也就是200元，如果平均分的话，每人可以分到50元。
那次双抢，是坪乡知青农场有史以来积极性最高的一次，而且提前完成任务。第二年，依然采取这个办法。但这件事情一直瞒着郭书记。”
“其实，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包干到户，本质上仍然还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
“没错，但如果把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搞错了。”
“多少年来，人们在观念上误认为只有集中生产资料、集中劳动、平均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按群众的愿望，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
“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应该采取。强迫推行单一模式，不仅对社会主义发展生产不利，甚至会造成破坏。”
“对！关键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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