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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长偷偷买斯坦恩的时候，心中也慌得一笔，奈何，一年多过去了，啥事没有，王道长也放宽心了。
所以等伯希和出现的时候，他的胆子就大了不少。
随便给他挑选了。
如果不是最后事情败露了，估计王道长还在卖书筹钱修缮大殿。
然而，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
他把敦煌文物系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
不过这一年，光绪搁慈禧相续去世，举国哀伤，谁还有兴趣理会西北沙漠中的小洞窟。
然而，当伯希和把他获得一些藏经洞文当着中国学者面，拿出来炫耀的时候，这些经卷却震惊了俩人——罗振玉跟王国维。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许婉韵会感慨罗振玉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因为他虽然跟王国维都发现了这些敦煌经卷的价值，然而，他当时在清政府学部任职，有官方影响力，所以在他呼吁之下，藏经洞剩余的经书才得以保存。
实际上，也没保存多完整。
因为当这些经书从敦煌藏经洞搬出运往北京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还有考古学家容兰，一位在金石学，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学者。
然而，冯承钧虽然也在伪北大任职，但他跟其他的教员不一样，北平沦陷这年，他正周岁，患风瘫病，瘫痪在病床上，无法到校并让学生到自家中，围着病床听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
这种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会去呵责这样一位为了生计、为了青年、为了学术而坚守的老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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