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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具体是不是，咱们就不考证了，在很多文献中都是以此为标志，我就暂且引用这个说法。”
“蔡元培曾是北大的校长，我特意了解过他的学术生平，他一开始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就专攻实验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在研究实验心理学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受此影响，蔡先生就开始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想要对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需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他觉得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恰好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派他去参加，从此他对于民族学愈发感兴趣。”
最后，苏亦问，“这么说，你们大致了解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了吧？”
众人点头。
苏亦继续，“蔡元培最开始研究儒学和现代哲学，因此，他很自然的就过度道康德式哲学人类学的，但他将目光投向了有“形而下”形象的民族学。实际上，当年在英文学界，已开始有了后来更常用的“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新叫法，不过他还是习惯叫民族学。他是一九二四年才去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的，此前其所见闻之民族学是作为“因素”分散在心理学、哲学史、文学史等研究中的。然而，民族学之“史”的气质，给原本重“经”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啥跟你们说这些废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开始西方也把“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同于“民族学”。因此，在国内，也有种说法，这个三个称呼其实都是一个玩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很长时间内，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三者的关系是很模糊的。”
“尽管模糊，但不同的学者翻译不同的文献，受限于语言的关系，接触的文献比较单一，因此，理解起来也各不相同，在早期引入国内的时候，各种说法也极为混乱。但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这三者的关系，也大致捋顺了，或者说，已经本土化了。”
“这么说，你们听明白了吧。”
大家点头。
吴宗麟说，“你是想告诉我们，其实梁先生用文化人类学的名义招研究生，其实就是招民族学的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吧？”
苏亦笑，“聪明，总结得很到位。”
吴宗麟忍不住翻白眼，其他人都笑起来。
苏亦说，“其实在梁先生看来，民族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但两者的区别，他也没有机会发文章论述，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具体啥情况？都跟我们讲一讲。”沈明问。
白槿问，“这些跟梁先生不用考古学的名义招研究生有关系吗？”
周雅琴也说，“对啊，苏亦这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被你说糊涂了。”
苏亦解释，“关系很大，我简单跟你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按照西方学术分类，人类学可以分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几大类。前两者，跟民族学密切相关，所以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基本上都搞民族学，比如之前咱们提及杨志成先生，就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回来负责中大人类学部的工作。早期的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志等人都是去西方留学，因此，都全面掌握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他们一帮人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校都是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的，不管搞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是这套方法，结果，建国以后就行不通了。”
吴宗麟问，“为啥行不通？”
沈明说，“意识形态问题啊。”
苏亦点头，“确实如此，民国时期的，就不讲了，太杂乱了，你们知道国内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厦门大学创办的就行了，而国内“学－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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