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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河南府治下，内有福王藩府。
福王朱常洵乃是崇祯帝尊亲，在诸藩王中地位最是宠贵，他的长子朱由崧就是后南明的弘光帝。
洛阳要是被流贼攻下，河南的文武官员怕是一个都逃脱不掉，就连卢象升都要被治罪。
陕州知县蒋之函带头亲自迎接陈东，没有了平日间的高高在上。
对比之前有些知县连城池都不让进，可谓是天差地别，原因无他，流贼已经汇聚在河南，还是陕州附近。
城破最先倒霉的就是这些官员，其次就是一些富商大户人家，流贼入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官，这是标配，也是振奋人心拉拢百姓最有效的手段。
为何顾炎武曾说明朝亡于县官？
第一，明朝的县官与县吏设置的比例是极不合理，一县之大，县衙官员最多才四人，需要应付上面各种关系，还需从“钱粮”“刑名”“学校”“风化”“生产”等各方面有效的统治全县几十万人民，县政往往把持在群吏手中，造成行政者无权，有权者非行政决策者的混乱局面。
第二，明代考察县官政绩首列催科，实际上就是逼官残民，为了完成征派任务，各地知县哪会管百姓的死活。
很多人称赞张居正的改革，但他的改革中的“带政”一项，于情于理都是行不通的，这只能是加剧地方对农民的剥削，激化阶级矛盾。（指官员为了升迁虚报田数，上司不查就会变成定额，上任官升迁走了，只是苦了百姓）
第三，县衙办案最是黑暗，官司的胜负不是取决于是非曲直，取决于贿赂的钱财多少和权力的大小，平民百姓只要涉及到官司非家破人亡不可。
第四，管治县衙的上司，非常之多，上有六部寺院，也有省府顶头上司，还有不断来自中央的各类御史“钦差大臣”，巡盐御史、巡茶御史、提学御史等等这些无不是被各地府、州、县官视为座上宾。
第五，驿递制度对县行政也有不良影响，在这些过往的公差中常常掺有冒牌货，各地县官也得一一接待，恭恭敬敬，真是天大的笑话。（崇祯帝整顿驿站应是此原因。）
难以想象的是，这是敲榨竟然是《大明律》中允许的。
《明律》卷12《礼律二》“公差人员欺凌长官”条载：
“凡公差人员在外不循礼法，欺凌守卫官及知府知州者，杖六十。”
如果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政权和文官体系存在的合法性，那如何在世俗的行政手段中维护政治的合法性？
当西方殖民者进入华夏大地时候，他们很惊讶的一点是，“政府用很少的官僚数量来管理庞大的人口”，这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现实。
所谓“皇权不下县”、“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皇权要直面零散的小农，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朝廷需要尽量少的提取农业剩余，有限的农业剩余又限制了政府的规模，使现实上朝廷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去深入基层。
封建社会基层因此处于一个“自治状态”，因而社会治理极依赖道德，道德又有赖于政权的合法性。
这涉及到一个基层治理问题，明朝政府的赋税政策，即便有意的减轻农民负担，但真正到了基层，都在加重农民负担。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掌权者都在思考并想尽办法想解决的一个大难题。
蒋知县就是俗称县令，明朝后期知县俱定为正七品。
陈东亦是正七品的品轶，知道朝廷重文轻武，进士出身的官吏往往都是盘根错节，不能轻易得罪。
更有甚者高品的武将见到低品文官，甚至还要下跪行礼。
陈东自然不会下跪行礼，只是拱手行礼，对于官场，他所知不多，别说他不懂，就算是懂那他也不会轻易下跪。
“县尊，在下奉军令暂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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