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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混战。中央计委一半是护法道兵，其余也是他们的学生。
中央计委集中了数学、民俗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初步与几个学校建立起了人才对流，以后护法道兵会逐渐减少直到最终退出，更像一个科研机构而不是政府部门，就是编制物质生产平衡表时主要凭专业知识而不是长官意志。
物质产生需要哪些原料，提供多少产品这些可以按产业链上下游规模计算，消费品则需要考虑各地民俗心理偏好。进一步的优化是编制之初资金、原料和产品都留有30%~50%的余量保持活力，有计划外的创新思路都可以申请资金投产新项目。
这种操作不至于使经济生产被计划限定地过死，使创意技术能尽快转化为产能，即使有些浪费也不会比市场经济下的产能过剩严重，就当是鼓励创新的投入了，反正现在财大气粗。即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效果不好最后大不了系统回收。
计划经济下员工没有了市场经济中失业的压力，就要有其他奖惩机重防止惰性。对于工作失误和行业排名靠后的员工降低福利待遇，安排惩罚性事务，“流放”到偏远地区工作一段时间这些是常规操作，反之则有各种奖励措施，奖惩信息定期公布，作为荣誉和耻辱标志。
最重要的是以竞赛取代市场竞争的效果，这一思路乌里扬诺夫专门有文章论述过，后来斯大林在运作中也有继承，从外部形式上看有些像升官比拼，干得好可以担任企业里各种职务，有机会成为厂长、局长甚至部长一路高升，职权和待遇水涨船高。
而内部深层次的原因，是激发员工的荣誉感。市场经济下钱不仅是于用于消费了财富，还象征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甚至“笑贫不笑娼”，才会有那么多人拼命追求，那就绕过钱这个象征，以其他方式和荣誉直接挂钩，激发人们的活力。
这些与荣誉挂钩的办法不仅有各种职位待遇，还有一些看上去幼稚地像幼儿园小红花之类象征性荣誉头衔，或者干脆是一次性褒扬和宣传，当然成本也更低，以前中国和苏联都不缺少这些东西，结合社会心理下运作效果更好。
而最高层次的人是不必进行任何激励，只需要为他们提供条件，就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各自的创作和研究，或科研、或文艺、或思想看各人的兴趣，就是所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苏联二战中那批在特别监狱里无需看管研制出各种先进武器的专家群就是这类人，苏联解体后还有余绪，比如有“外星人”之称的数学家佩雷尔曼，对菲尔兹奖的荣誉和百万美金的奖励都毫无兴趣，闭关七年独自钻研庞加莱猜想，直接把成果发到网上。
这些人也不是所谓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生理和心理状态与普通人一样，他们可以达到的境界，其他人只要有充分的条件也完全有机会达到。在没有这些条件的环境下，这些名留青史的大才可能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甚至连生存都艰难，不会在历史上掀起一丝波澜。
就是在古代也不乏其人，司马迁为了留下性命完成创作《史记》这个最高目标不惜接受宫刑，朱熹“毕力钻研，死而后已”，在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甚至在石器时代都存在当时绝对无法“变现”的岩画创作遗迹。
只是以前这种人只是少数，还往往属于“剥削者”，就是占有了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作为条件才有心无旁骛投入钻研的物质基础。社会建设目标就是创造条件使更多的人达到这种水平，社会进步也会因之加快，大部分人都这样了就是理想社会的状态。
总结思路，原先大部分人都是迫于生活压力而劳动，而在计划经济下基本温饱已经保证，为了防止隋性建立奖惩机制以荣誉感激励工作，增加业余时间又提供各种学习条件激发人们的某一项研究兴趣和热情，最终达到“劳动本身成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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