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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解决了这些“迷悟”，资本主义这么吓人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人人都讲仁义道德，都是好人，不要迷悟、不要走偏了，那这不就是世界大同了吗？
这和生产力有个吊毛的关系？和人类历史发展有个吊毛的关系？这么看，别说前工业时代，就是奴隶时代，只要能达成人性、不“迷悟”、达成永恒的正义，完全可以“社”嘛，达成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在本质上，和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梦想，没啥区别。
无非，一个的生产力基石，是工业时代；另一个，是青铜铁器时代而已。
毕竟，哪怕儒生，也不是空谈仁义道德，也是编造过一整套《周礼》制度，空想着指导社会运转。
而圣西门主义，在这个时代，造出一套“实业制度”，也正常得很。
由此，也就产生了刘玉所谓的大顺实学派的大毒草“歪经”里的最后一环。
大顺是科举制。
圣西门主义是精英主义。
科举制不就是选拔精英人才的吗？只不过，时代变了，现在的精英，应该是懂外语的、懂地理的、懂工业的、懂技术的。
实学派觉得，我们取而代之，则大妙。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精英，而你们应该让位子了。
同样的。
三代之治、大同之世，也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形、永恒的正义上的。
无非，就是你们那老一套的《周礼》，里面没说蒸汽机、没说纺织机、没说铁器牛耕、没说高炉铁。你们那一套过时啦。现在，要靠“实业制度、银行调节”为政策的新《周礼》啦。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大顺的“意识形态”问题。
即，大顺开国，用的是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
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走到陈亮、叶适那一步的时候，就有绕回了“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问题。
叶适解不开这个结，于是最后不得不绕回“复礼”的制度化运转这一步：既然走由外而内这条路，周礼、六艺，就是“外”的最终标准。
练外功，能不能练出来内功，并且确保这内功，是正派正道？
万一练偏了咋整？一身外功卡卡一顿练，最后练出的全是魔功，这不扯犊子吗？
这是朱熹和陈亮互撕的根源，你陈亮说要富国强兵，那么你富国强兵的外功练到了极致，你确定这是正道？金人虎视眈眈，你说富国强兵、由外而内，道统不绝，那他妈的万一金人获胜，国祚延续，国家富强，那你这意思，金人也有道统呗？兄弟，你听我的没错，就说三代之后，道统已绝，大家都没道统，金人就算赢了也没道统，道统在咱们读书人手中，咱们随时还有以“复道统”为大义的主动权。
既然这个问题绕不开。
那么，叶适也只能走回“复礼”的制度路上：你看，夫子把制度这一套外功，都写的清清楚楚了，就在《周礼》里面，制度、官制、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等，圈套的。咱们只要按照这套外功练，难道还能走偏吗？
延续到大顺，到颜李学派这，也是卡在了这一环。亦即“由外而内”的这一环——颜元、李塨，是让弟子学“艺”，别鸡儿先去读经，只要把六艺精湛了，由外而内，正道自生。
这才有了开国初年，理学派狂喷颜李这一派，说他们“不知道往哪走，就先把车造出来了，使劲往前奔，这不是瞎走吗？你不先内，你知道你该往哪走？你都不知道你该往哪走，你学艺，“造个车”出来，到时候方向跑反了，那不是距离正途越来越远吗？”
这也是为什么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伪书考证”问题时，牵扯到周礼、尚书等是否是“后认杜撰”的考证问题后，颜李学派这些人如此的激动、反对、争论。
就源于这个“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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