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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权力层面上，随着曹髦的被弑杀，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全部翦除。司马代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另有观点将钟会视作最后的障碍），司马氏的地位更加巩固。对司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势在必行。对贾充、王沈而言，他们对司马昭功劳卓著，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
然而，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司马氏虽权势愈甚，却因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被迫暂缓魏晋禅代的步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曹髦以生命为代价，为新即位的曹奂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
不过，与曹芳和曹髦为了应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试图挣扎抵抗不同，曹奂对司马氏集团及其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态度。而司马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使魏晋禅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遂力排众议发动魏灭蜀之战，借伐蜀之功为其禅代铺平道路。最后，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使魏晋禅代终告实现。
尽管最后禅代成功，司马昭弑君事件仍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称为“文籍先生”，却不忠于曹髦而告密，导致司马昭弑君，故而受到舆论的批评。西晋建立后，贾充还曾在宴会上被庾纯批评为“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反驳后又被庾纯质问“高贵乡公何在”。
贾充的母亲见到古今皆重忠义，故多次痛骂亲手弑君的成济，只是不知其子贾充也参与了弑君之事，仆人们听到她骂成济都偷偷地笑。另据《资治通鉴》记载，贾充曾质问孙皓其之前在东吴实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孙皓反唇相讥：“人臣有弑其君及女干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这令贾充十分尴尬。直到东晋，据《世说新语》记载，当晋明帝听王导讲述晋朝建立的过程，听到司马昭弑君等事时也忍不住捂住脸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因此，杀了皇帝之后，司马家，可就真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