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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两人走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洪戈文走在前面，张茵跟着却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走了一阵，张茵问：“戈文，你是黄埔哪一期的？”
“四期。”
“我是农讲所最后一期的，说起来，我们同在广州有5个月呢。”
张茵这番话终于勾起了洪戈文说话的兴趣，洪戈文说：“我上军校前还在农讲所旁听了一个月呢。”
“真的。”张茵又是意外的惊喜。
两人都打开了话匣子，从农讲所这个共同的话题，谈到了各自的出身和经历。
原来，张茵的母亲在她不到4岁时就去世了，她跟着铁路工人的父亲长大，从小接触了铁路工人的叔叔们，后来父亲担任京汉铁路正定分工会的负责人，带领铁路工人闹罢工时被直系军阀杀害。京汉铁路总工会就把这位烈士的女儿送到了交通部唐山大学学习。
随着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张茵的大学学习还没有结束时，组织又把她送到了广州农民讲习所，毕业后跟着彭委员来到东江地区搞农运，四一二后又被彭委员安排到金厢镇创建了游击队。
说道创建游击队，又是张茵骄傲的兴奋点。
她先是做金厢镇的农运部长。
金厢镇的人们根本不看好这位北方来的女子，认为她除了个头高大长得漂亮，也就是个绣花枕头，不能融入本地人的生活，首先语言关就过不了，没想到张茵只一个月就学会了粤语，她挨家挨户鼓动大家参加农会，还举办了一间夜校，给大家上课扫盲。
她一个人行走在金厢镇外的田间地头时，遇到过2次有男人对她意图不轨，都被她随身携带的匕首刺得落荒而逃，事后她自然能找到这两个男人，不过她并不揭穿他们，而是带着几名强壮的农会会员进行日常的登门拜访，两个男人受着刀伤之苦，又担心被张茵当着家人和大家的面揭穿自己，那种痛苦和羞愧难以言表。
不过，张茵对发生在别的妇女身上的这类事情，却是很强硬的。她曾在众目睽睽之下亲手枪毙了一个糟蹋妇女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