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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的风气，这比起唐太宗的纳谏又要强出了许多。
但是，后世能记住的皇帝，除了那些马上开国的帝王外，于太平盛世的帝王总是容易忽视，除非你能如汉武一般地雄才大略，死拼匈奴，开疆拓土，而如汉之文、景，宋之真、仁这些承平帝王，又能有几人记得？
赵祯的性格被视为“懦弱”，他治国的方略是“无为而治”，说明白些就是“不折腾”，即使是形势所迫时支持范仲淹等人发发动“庆历新政”，但也很快无疾而终地草草收场，似乎对国家并没有在利益上带来根本的转变，至多也就是在吏治和科举上有了些许了改革，并未见到什么成效。
他这种性格的形成自有其合理性的轨迹可循，他是12岁时即位，前10年中，有“大娘娘”刘娥主政，这可是历史著名的贤后，素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而闻名后世，在她的主政下，社会清明，人民安定。
而这一时期的仁宗只是一个听话的乖宝宝，直到刘娥死后，他才真正地开始亲政，长期自我约束使得他性格有些懦弱也是很自然了，还好，至少他没有如前朝有些皇帝那样，一但没了束缚便为所欲为地狂放了起来。
宋朝最被人诟病的便是军事上的孱弱，“北宋缺将，南宋缺相”是一个共识，北宋的名相一堆，而勉强能放到台上的，大概也就狄青一人；而后人对赵祯的指责，就是将北宋对边患的忍让，开启了有宋一朝懦弱军事之大局。
其实这个并不能完全怪赵祯，太祖赵匡胤得国来路不正，为防止后世效仿，便制订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便是“祖制”，我们从那些名臣，如欧阳修，文彦博等人对狄青的打压和诬陷，就能看出其中端倪。
面对当时不断崛起并蚕食西北的党项人，宋朝在前期多次的惨败后，不得不让范仲淹和韩琦这样的文臣率兵进行抵御，最后是依靠堡垒战略，“长烟落日孤城闭”，好不容易止住了颓势，当然，输以“岁币”也是不可少的，空留下“燕然未勒归无计”的一声长叹。
大宋自“澶渊之盟”始，似乎便尝到了甜头，用点点散碎银两便可息兵罢战，这比起耗费许多军资和生命的代价来说，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何乐而不为，于是，议和输币便成为宋朝对外战争的主旋律，一直影响到宋末，直到亡国，所以，这帐便也算在了仁宗的头上。
他放任官嬉民恬，“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他养虎为患，坐视小小的西夏成了气候；他不思进取，失去改革的最佳时机，武备废弛，后患无穷，不仅那收复燕云是一个遥远的梦，而且还被后来的金人直接吊打得惨不忍睹。
所以，后来以至于人们将60年后的“靖康之耻”，及北宋迁都五国城的烂账，也有意无意地算在了他的头上。
这些应该是后人对仁宗一朝最大的不满，因为他本来有着一手好牌，却没有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困难，比如“三冗”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等问题，“而后人也乐于拿汉武帝打得匈奴满地找牙的事例，来同这可怜的宋仁宗比较，这一来便更显其不堪了。
后人对前世帝王的评价，是站在而今的角度来进行的，汉武帝的功业自是伟大，但是连年征战使得国库空虚，经济衰退，民不聊生，试想，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在汉武帝治下生活，还是在宋仁宗那“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时代生活呢？结论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若要从雄才大略上来衡量，赵祯同秦皇汉武们自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他欠缺英武帝王应有的霸气；但是，他却开创出一个群贤毕至，能吏辈出的时代，本人又勤政爱民，在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是封建时代的巅峰，这点是任何人都认可的。
赵祯一生都在鼓励人们读书，我们耳熟能详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句，便是来自于他的《劝学诗》，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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